中国研究型大学正处于建设的初期，面对各种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不能迷失方向，而应坚守自己的“家园”。加强人文教育、养成人文精神、呼应人文召唤是研究型大学在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强调的人文责任。

　　一

　　所谓人文责任是指大学作为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当始终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地位和尊严，树立培养“人”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为中心。本文谈及的人文责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具有高尚品德人之场所

　　威廉•詹姆斯在其所著的《从心理学角度对教师和从生活理想的角度对学生的谈话》一书中认为，英国大学教育目的在于养成“绅士”，而德国大学教育目的则在于养成“学者”。美国大学起初学习英国，后又学习德国，但不久美国人便发现德国模式对陶冶人格注意不够，于是又返学英国的模式。英国大学所培养的绅士，与我国的“君子”和“士”的内涵基本相同。我国《四书》《五经》称颂君子之处甚多，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可见无论是英国的绅士，还是我国的君子，都十分重视高尚品德的养成。培养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在外国大学的教育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研究型大学作为培养社会精英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理应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使他们成为有高尚情操的人。

　　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建国以后的中国大学一直重视并加强对具有优秀品德的“人”的培养，社会各阶层对大学所培养的“人”有极高的期望值，“大学首先是教育大学生如何做人，然后才是指导他们如何做事”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因此，每当大学生出现一些非常行为时，社会各阶层便疾呼、担忧、惊讶、痛苦、追问。近年来，用人单位在录用毕业生时，首先要看的是学生政审材料，他们希望从中了解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品德和为人处世的情况。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品格，一个人的能力越高，其所产生的副作用也越大。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潘光旦教授1936年在《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中指出：“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还认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潘先生的话语在今天听来仍让人振聋发聩，潘先生所言之情况，今天仍然存在。这也给正在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提出警示：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之所在。

　　（二）研究型大学可改善政治、代表社会良知、确定社会理想

　　已故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在谈论学术与政治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自由独立的政府，一定会尊重学术的自由独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学术也一定能够培植独立自由的人格，帮助建树独立自由的政治。因为学术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一个政府尊重学术，无异饮水思源，培植根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崇尚学术的大学与政治本来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良好的学术可以改善政治，同样良好的政治也可以发展学术。所以研究型大学因其自身所具有的高深学术思想的优势，在改善政治方面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型大学与社会关系方面，研究型大学的地位应当居于社会其它机构的高层而不是居于从属的地位，研究型大学应具有高瞻远瞩的气魄。强调研究型大学的较高地位是说研究型大学是在追求真理时所要求的精神力量和理想境界，不能与现实社会的要求完全一致。事实上，研究型大学应当总是领先的，惟有如此，社会才能进步，研究型大学本身也才能进步。

　　研究型大学在支持和改善政治时，应当代表社会良知，给社会以更多的人文关怀，既要成为本阶层的代言人，也要成为社会其他各阶层的代言人，为各阶层提供理论、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让整个社会更具人性化，更有人情味。正如布鲁贝克所言，今天“大学能够一如既往——继续承当‘社会良知’”，大学“在通常所说的教学与科研的职能上又增加了‘社会领袖’即‘造就社会心灵’的职能”，“并且充当世俗社会的一个伦理道德论坛。”有一位作家说：“农民不识字，不会写，也不会说，就像瞎子和哑巴一样，没有人肯站出来为农民说一句公道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代的“士”到近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把社会的冷暖、公平、正义看成自己关怀的对象，努力营造社会的“家庭氛围”，这并不是要与政治作对，而是支持和帮助政治。目前我国社会的阶层界限已经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并非每个阶层都能产生自己的代言人，拥有畅通的言语渠道，而研究型大学中的大学人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个责任——代表社会良知，帮助人民说话，疏通对话渠道。

　　研究型大学还应当为社会确定理想。研究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在，有一大批知识精英，这就决定了研究型大学人与社会各阶层人相比，应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有责任告诉大众有关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应当确立的生活理想。至于由于政治或其它方面的原因，社会是否真的能够向这个方向发展，则另当别论。研究型大学所做的是阐明真理、追求真理，在这一点上它应该不受包括政治在内的任何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型大学以追求学术自由为根本目的

　　自由有两重含义：一是政治上的自由，主要指公民在政治上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二是哲学上的自由，主要指知识分子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中应该享有的价值中立的权利。研究型大学所要追求的自由主要是后者，即学术的自由，而大学人所追求的则是两者。民主的前提是自由，自由的保障是民主，民主和自由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研究型大学的自由是大学人自由的条件，没有研究型大学的自由就没有大学人的自由，但是，研究型大学的自由是通过这些大学人的共同努力得来的，身居研究型大学的每一个大学人应当为共同的学术自由而努力，这是大学的传统。

　　学术自由精神就是民主精神。胡适先生曾经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纪念会上说，“北大的成绩之一是注重学术思想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引起学生对社会各种运动的兴趣。”北京大学的成长历史足以说明，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本质。

　　建国以后，中国的大学始终未能摆脱受外在因素控制的被动局面：50年代学习苏联，1958年教育大革命，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80年代开始又特别强调服务，首先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现在是要为市场经济服务。若过多地强调服务，大学的独立性必将丧失。正是在诸多的服务中，大学一直未能静下来很好地思考自己的位置、发展和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何谈追求学术自由？如果说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多变的政治局势使大学无从追求学术自由的话，那么国泰民安的今天应该是大学静思的时候了。

　　（四）研究型大学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探索真理为己任

　　研究型大学从本质上说是高层次的教育机构，而不是企业或行政机关，因此，传授知识、研究学问、探索真理自然就是研究型大学的应有之责。尽管人们对研究型大学有多少职能说法尚不一致，但无论如何争论，也不会把研究型大学“传授知识”这一基本职能抹杀掉。关于追求学问和探索真理，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做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852年英国的纽曼在其所著的《大学的理念》中也明确指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而德国的洪堡则发展了大学的职能，为使我们今天的大学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科学与学术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我国大学今天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冲击，研究型大学也不例外。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今天，在整个社会逐步市场化的情况下，盲目地割断研究型大学与市场间的关系不可能，也不明智，但研究型大学不要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研究型大学可以为市场提供智力和技术资源，但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如果这样做了，就有悖于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在明晰了研究型大学人文责任的内涵后，就应强调建设中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应当与市场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有可能更多地承担起人文责任。

　　二

　　为了承担起上述诸多责任，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应当着眼于下面的具体工作。

　　（一）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要继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研究型大学首先要继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值得永远探讨的巨大学问之一，因此研究型大学理应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莫不如此。今在，伴随人类进入新世纪，研究型大学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国际化，就需要以研究和弘扬我们祖国民族的文化为基础，正确处理好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否则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就会丧失立足之地。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我们（指北京大学－作者注）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级！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和努力！这不是我们的耻辱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人文学者对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表示忧虑，这正切中时弊。联系胡适先生的上述讲话，我们真该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中国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就应当如此！

　　（二）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要保持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和统一

　　强调研究型大学的人文责任，并非否定研究型大学的科学责任。科学和人文本不应对立，而应当相互融合和渗透，然而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却不自觉地把它们对立起来了。首先在西方，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科学教育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文教育却越来越“门庭冷落鞍马稀”。几百年来，虽然有许多学者极力倡导两者的结合，要重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但是，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致使人们忘记了人文的作用，而迷信科学能给人类带来“无限的”幸福。时至今日，也首先在西方，人们发现科学技术是一柄锋利的双刃“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制造了无尽的灾难。于是，人文精神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科学和教育的平衡与统一渐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毫无疑问，研究型大学可以在这种呼声中发出强音。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大学所发生的变化正让人忧心忡忡，人们日益感到大学在其职能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变成非大学。研究型大学是什么？看来有难以准确和令人信服的回答了。然而，在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此起彼伏的冲击和制衡中，“教育的钟摆”并未真正的倾斜，教育的主体性和教育中人的主体性从未真正丧失。相比而言，我们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又怎样去维持这种平衡呢？

　　（三）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要倡导民主与自由

　　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有学术自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快了民主化进程，我国的民主气氛达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为繁荣我国的学术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保证。今天，我们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应当抓住这一重要而又宝贵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并进一步推进这种民主化进程，大力提倡民主和自由，使民主政治和自由学术实现真正的良性互动。我们相信，研究型大学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