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新闻网》　2018年02月09日

　　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陕西杨凌，如今已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农科之城。扎根于杨凌的农业科学家们堪称这座农科城的中流砥柱。他们怀揣着对农业科学的执着追求，其中一些人还抛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将自己的未来和理想寄托于这片黄土之上，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增砖添瓦，一次次攻克难题，把成果应用在祖国的大地上。且看记者探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聆听这些科学家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辈子专注一件事

康振生院士长期从事小麦条锈病研究，图为康院士（图中）与其团队成员在观测实验结果。 韩啸摄

　　2017年11月27日，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振生教授以其在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重大病害发生规律、致病机理与防治技术研究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步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殿堂，成为农业学部8名新当选院士之一。康振生教授说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所以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笨人”。“聪明人往往能够及时根据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笨人就只盯着一件事，但也许笨人最后能把事情做成。”他对记者说。

　　康振生所说的这“一件事”，就是小麦的病害研究。而这一研究，一晃就是三十多年。从1982年至今，康振生的团队从国际小麦病害研究的跟跑者、并跑者逐渐变成了创新的领跑者。

　　从1978年考上西北农学院来到杨凌，四十年光景，康振生院士最大的感悟就是专注：“做一个事情，就要自己营造一个氛围，不要被外界所影响，社会的诱惑太多了，我的战场就是小麦，我的研究要从小麦地里来，到小麦地里去……”

　　一辈子专注于一件事的还有董振生。

　　2000年的一个画面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在一个油菜产区的县城火车站等返校火车，车厢里所有角落都挤满了外出打工的人，年轻人拼了命的从车窗往里爬……车站外的村子里却是一片荒芜萧瑟，大量耕地被荒废或产量不佳。从那时起，董振生就想，如果能开发出适合于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品质又好的油菜品种，那该多好。当时国内还没有油菜育种的系统研究，一切从零开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江苏的油菜专家傅守忠。两人相

　　见恨晚，从机械育种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达成了三个共识：株高要矮，抗病性要好，还要抗倒伏。只有达到这三点，产量和品质才能上去，才能推广油菜机械化。

　　经过8年努力，2016年，“陕油28”品种终于在西农问世，这也是陕西省审定的第一个适宜全程机械化生产专用的油菜新品种，具有抗倒伏、丰产性强、耐密植、抗菌核病等诸多优良特性，参照机械化生产试验结果，平均亩产达到212.11公斤，平均亩产油量为92.22公斤，分别比对照组增产8.8%和9.71%。至此，那件在董振生心里盘桓了十几年的“一件事儿”，终于有了答案。

　　心系三农的赤子情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教授、樱桃种植专家蔡宇良在接受记者采访。韩啸摄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做农业研究更是如此，终归是要改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民生活。

　　初见蔡宇良，古铜的肤色，结实的体态，乍一看更像是倔强有力的种粮大户。他在洛川做苹果种植技术推广，三年骑坏了两辆“嘉陵”摩托。当年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时，为了研究果树最大光合作用的叶片分布，他爬上果树一片一片叶子的测量形状，测一棵树差不多就要一天时间，连续测了48棵树，一个多月下来整个人都晒脱了相，被当时的外国同学戏称为“black boy”（黑人男孩儿）”。

　　正是带着这么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蔡教授在西农开始了樱桃育种和抗病研究。为了获得抗性强的野生砧木品种，在贵州、云南的深山密林里，他一天就要走几十公里，被草蜱子咬过，还与毒蛇擦肩而过……

　　这些在蔡老师口中都被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可提到樱桃产业的发展，他立即严肃起来：“在我国，樱桃还是相对小众的水果，没有被列为农业产业化项目，所以在经费、项目上的支持还不足。”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其主要原因就是根癌病，表土下根茎部、主根与侧根连接处或接穗与砧木愈合处，因为细菌入侵产生病变，形成的肿瘤抢劫营养，使得树势变弱、叶色黄化，甚至导致干枯死亡。

　　蔡教授及其团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方面引进优良品种，另一方面致力于选育樱桃抗根癌矮化砧木。经过无数次的培育、测试，终于培养出了适合于国内种植环境的新品种“马哈利CDR-1”，不仅抗根癌，还抗盐碱、抗旱耐寒，从根本上解决了樱桃好吃树难栽的问题。

　　从事农业领域的科学研究者都知道：实验室的东西再先进，还要拿到地里面去，要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蔡老师说：“农业推广工作遍及千家万户，但是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实际的效益可能还不如一篇SCI论文。”因此，他常常苦口婆心的教育自己的学生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做科研、发文章，又要关心产业关心社会,要有‘三农’情怀。”

　　正是由于农业科研的特殊性，从2005年开始，西农在国内率先开展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与60多个地方政府或龙头企业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在区域主导产业中心地带建立农业科技试验示范站23个，示范基地、专家大院40个，开辟了大学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快捷通道，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00多亿元，从而实现了实验室与农田的高效对接。

　　说到科研联系农业生产，搞核桃育种研究的刘朝斌感受深刻。他始终认为，“做研究就得耐得住寂寞，要做耐得住性子、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专家。”于是，他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去研究改进核桃嫁接技术。

　　从一开始用马粪、电热丝，效果不好且操作难度还很大；到后来摸索出了地膜包扎技术、穴贮肥水技术——在核桃树周围挖3个直径30厘米、深60厘米的筒状坑穴，穴内放置直径26-28厘米的草捆，上覆地膜，地膜中间做一小孔，呈漏斗状，每穴顺小孔灌水一桶。该方法不仅可以保证核桃树在干旱条件下正常生长和结果，还可以将无效降雨变成有效降雨，从而使土壤结构得到长期改良。

　　嫁接方式的改进，使得原来核桃树10%的成活率，提高到了现在的95%。这一方法的改进和演变，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思考，但由于其中没什么高深的理论，所以很难在文章上得到体现，却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不能只呆在实验室，只忙着写论文，研究了一堆东西，到地头却没人用。一切农业科研都应该从生产实际出发，把论文写在土地上。”刘朝斌的一席话，说出了老一辈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把理想安放在大西北

单卫星教授在马铃薯晚疫病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图为单教授在实验室工作。

　　单卫星教授长期在澳大利亚从事卵菌生物学与作物卵菌病害成灾机理及病害防控研究。在国外，他有宽裕的科研经费，研究方向选择上有充分的自主性，完全可以泡在实验室里从事“高大上”的尖端生物学研究。但是回到国内，扎根于杨凌后，他觉得身上的责任重了。“中国的农民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在西北，种地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收入。”

　　“马铃薯晚疫病的爆发有突然性，一周到十天之内，生长于地面上的部分就因受到病毒侵袭而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成片成片的死掉。马铃薯晚疫病由于发病急，传播速度快，致死率高，很多农民根本觉察不到发病。所以说老百姓很不容易，他们以为已经成熟了，但其实土豆根本就没有长成。”单教授说。

　　他一直念叨的马铃薯晚疫病，就是其回国后选择的研究方向，“我要把自己的研究与老百姓的生产实际联系在一起，这才能体现出研究的价值。”

　　在西农，单卫星教授带着他的科研团队在病原卵菌疫霉菌的群体遗传、致病机制以及疫霉菌-植物互作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其科研团队还入选了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直接对接七个位于全国主产区的试验站。他们把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带到了祖国各地。

　　在西农，还有一位海归教授，也和马铃薯结下不解之缘。陈勤在加拿大生活工作了近二十年，并且获得了加拿大农业食品部列桥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的职位。然而优渥稳定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满足。在国外，他深深感受到了马铃薯的战略性作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由于其营养全面、储存周期长、种植成本低、环境适应能力强等多种特性，肩负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储备的重要职责。

　　陈勤身上有一种东北人特有的豪爽：“咱们大国崛起必定要依赖马铃薯，我看到了国内马铃薯发展的巨大潜力，是责任让我决定回来。在我国，90%以上的马铃薯主产区都在贫困地区，而西北地区一直就有种植马铃薯的传统，是主产区之一。”于是，陈勤放弃了加拿大安逸稳定的生活，将一颗心安放在了大西北的杨凌。

　　从2015年开始，国家开始大力推进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在政策上、资金上都加大了投入。这让陈勤备受鼓舞。陈勤教授及其西农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杂交育种，选育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集药用、食用、保健作用于一体的“玫瑰系列彩色马铃薯”，不仅拥有五颜六色的靓丽外形，更有丰富的花青素，具有多种普通马铃薯所不具备的延缓衰老、抵抗心血管疾病等功能。“我国传统观念中马铃薯就被当成一个‘小菜’，没人当成粮食，但其实马铃薯产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在太重要了。”陈勤告诉记者。

　　原文链接：http://www.farmer.com.cn/xwpd/dfny/201802/t20180209_1356213.htm

编辑：0

终审：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