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2018年9月25日

　　关中平原中部的杨凌，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业始祖后稷曾在此教民稼穑，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里也是世界知名的“农科城”、农业科技创新城，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示范区内拥有60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聚集了农林水等70多个学科、近6000名科教人员。

　　恰逢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走进这一中华农耕文明和先周文化的发祥地，追寻农业始祖后稷的足迹，探寻“当代后稷”们创造的神奇——

　　“后稷教民稼穑，把中国带入了农耕文明时代”

　　在关中地区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神农后稷尝百草，不怕蛇咬狼挡道，死而复生不动摇，只为民众能吃饱......”

　　在杨凌，纪念后稷修筑的百亩教稼园内，12枚巨人大脚印、直径50米的教稼广场、土黄色的方形教稼台、花岗岩地雕农耕“授时图”……将你带入远古时期的农耕文明。园中央高台上高高耸立的农业始祖后稷巨像，始祖一手持稻穗，一手持锄头，双眸眺望着关中大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内，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2000多件农史文物、5万余册线装古籍、55万份植物标本、2000余种土壤标本，记载着中国农业数千年历史。

　　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七至十七日的武功河滩会，当地村民们簇拥在漆水河滩后稷教稼台前；每年杨凌农高会（全称：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前，杨凌教稼园内总会举行祭祀典礼，弘扬后稷文化，传承后稷文明。

　　74岁的张波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副校长，他长期从事西北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著有《西北农牧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后稷教民稼穑的故事流传悠久，从《诗经》到《国语》到《史记》均有记载。传说后稷儿时就立志农业，学种禾豆瓜麻，成人后能查看地理，率民众开垦种植，教民树艺，百谷穗大粒圆，茁壮茂盛。

　　张波说：“可以肯定，周民族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民族，其祖先在原始末期农业经营中曾取得很大成就，突出的贡献在于对原始作物的进一步选育，栽培技术也有所改进和普及。近年来在杨凌地区考古发现邰城遗址和多处先周文化遗址，证明这里确系周族发祥之地。漆水岸发掘成群的先周仓贮，积谷丰富令人惊异，周族的确是以农业立族，并以农著称于夏商之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张波在家中向记者介绍后稷的传说和后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韩 宏摄

　　他认为，“杨凌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起源地、中国农业教育的起源地，也是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起源地。中国农业的起源有一万多年，到后稷这个时代就是四五千年，原始农业开始向传统农业过度，后稷文化就是这个过渡时期形成的。”“后稷是周民族的第一个祖先，他开启了中国的传统农业。根据文献记载，后稷在此教民稼穑，教民稼穑的水平是相当高的，他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他是第一个教授农业技术的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农官，尧舜时候就命名他为稷（农官），这是一段比较可信的历史。”

　　中国的传统农业、传统文化从后稷开始，就是一个萌芽、发展的过程，到最后终于成熟。后稷以后中国农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原始农业——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度——传统农业——近代农业——当代农业的过程。“唐代以前重大的农业科技发明都在北方，核心就在陕西关中平原的西部、以杨凌为中心的地方。” 这些重大的农业发明，从动力系统、土地规划，到耕作、耕地、种地、田间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唐代以后，北方人大量地迁移到南方，带去了北方旱地农业生产技术。

　　张波告诉记者，周族在杨凌一带经过了三代，到第四代时就迁到了邠（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农业开发北移，在那里周民族的农业相当发达，种水稻，搞土地规划，后代的农业技术全都在此萌芽了。到古公亶父时，周族与周围游牧民族间“农牧争地”矛盾尖锐，古公率族南迁，重返关中腹地的周原（今岐山一带），此后100多年间，周原根据地不断扩大，农业开发直达渭水之滨。周文王时，以坚实的农业为后盾，战败戎狄等族，翦灭附近敌国，势力发展到汉江流域，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后来，周武王再迁沣水东岸的镐京（现在的咸阳一带），在此形成了西周的奴隶制文化、奴隶制制度。到战国时随着牛耕的出现，封建文化和传统农业正式形成。

　　“从根本上说，周能够代替商，实际上是靠发达的传统农业的力量，当然也有文化上的优势。在岐山一带时，周逐渐形成了一些礼仪，思想、文化也很发达，到周公时完全地制度化了。”

农史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樊志民教授向记者介绍“后稷精神”研究成果。 韩 宏摄

　　农史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主任樊志民告诉记者：“杨凌是先周农业的发祥地而被考古界确定，先周农业的崛起，是关中地区原始农业持续发展的结果。关中沃野千里，雨季与高温期同步，明显的周期性气候特别适宜于原始农耕文化的发展。”“从远古农耕文明到现代农业示范，杨凌的农业故事既传统又现代，就像这里老百姓的生活一样，有传承有创新，但都有着农耕文明的典型特点和历史印记。”

　　“后稷在杨凌教民稼穑，是中国农业第一次见诸史载的农业教育和推广活动，它结束了中国农业的原始状态，把中国带入了农耕文明时代。后稷教民稼穑的意义，就意味着原始农业的结束和传统农业的萌芽，农耕文明的发祥。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先走了一步，这是关中后来能成为十三朝古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樊志民说。

　　樊志民分析认为，周人选择的关中，是一个绝好的地方。一是地处“四关之中”（东有函谷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扼守四关，可以保证安全，所以成为“形胜之地”；二是八百里秦川号称“天府之国”，是著名农区，可以保障有效供给。这是古代选择都城的两条标准。因此，周秦汉唐时期，这里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著名的农业发达地区。

　　“当代后稷”矢志不渝传承和弘扬“后稷精神”

　　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樊志民将“后稷精神”概括为：“教民稼穑”、“相地之宜”和“执农不弃”。工作、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科学家就是“当代后稷”，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传承和弘扬“后稷精神”。

　　他阐释说，人类早期只会采集渔猎，只是一个简单的种与收，没有太多的科技因素。后稷教民稼穑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结束了漫长的原始农业时代，把周部族相对先进的农业科技进行推广。耕种可以让我们定居下来，农业与定居，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开始，我们结束了漂泊流徙、追逐丰饶，有了文明的延续与积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人和人之间可以出入相友、邻里相助，疾病相扶持。

　　“后稷时代，后稷和他的子孙们虽然也曾多有漂泊迁徙，但他们每到一地一定会‘相地之宜’，顺应自然选择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地之宜’就是‘因地制宜’，这是从后稷以后，几千年来农业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相地之宜，充分体现了对天地自然的尊崇。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农事活动的基本运行规则，即使到了现代农业时代这些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仍然没有过时。”

　　樊志民认为，“周人给我们留下了执农不弃的理念，就是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不放弃农业。”与古代的采集渔猎和现代工业生产的“即获”性特征相比，农业生产的由种到收呈现出明显的“断续”性特征。“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和管护过程，如果遇天灾人祸甚至会绝收。

　　后稷和他的子孙们在发展农业过程中遇到过很多艰难险阻，但仍执农不弃前行。后稷的后代跑到现在的甘肃的平凉、庆阳一带，仍然寻找合宜之处发展农业，适应后再回到现在的岐山、沣镐，整个迁徙的过程形成了农牧的合理配置。

　　他认为，“执农不弃是周民族的一个传统，也是现代杨凌的农林科教人员的信念之一。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丰衣足食，许多农业科学家坚守杨凌，完美地诠解了古今传承的执农不弃精神。”

　　“农耕文明发祥之功、传统农业赓续之功、近代高等农林科教之功、现代农业发展之功”，这是樊志民总结的杨凌对中国农业的“四大贡献”。

　　他认为杨凌有“传统农业赓续之功”。西魏苏绰劝导其尊崇周秦农耕文化传统，对传统农业的延续起到了兴灭继绝的作用。20年前，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随后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于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促进西部大开发、“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作为农科城，杨凌一方面集中了大量农林科教人才，另一方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常接地气。”樊志民说，杨凌在历史上曾数次有功于中国农业，迄今仍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不仅对杨凌、对西部农业起到积极作用，也促进了全国农业发展。

　　世界上小麦累计推广面积最大的“碧蚂一号”，长期主导我国小麦品种换代、累计推广面积上亿亩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等数以千计的重大成果均出自杨凌土地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黄淮麦区小麦品种的6次更新换代中，4次是由该校培育的品种……

　　原文链接：http://wenhui.whb.cn/zhuzhanapp/jjl/20180925/2146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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