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　201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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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农村，育种研发，创新推广模式，当代“后稷”们把科技融入农业发展一线，引领农民增收致富

 
9月23日，“秦川肉牛代表队”亮相陕西杨凌庆丰收大联欢活动。邵瑞 摄

　　驱车驶入中国“农科城”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教稼园内的后稷雕像巍然耸立。相传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4000多年前在杨凌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先河。

　　沧海桑田，4000年后的今天，杨凌上万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接过后稷的薪火，常年扎根于此，做育种研发，搞作物推广，培养农技人才，指导农民科学务农……靠天吃饭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研支撑下的现代农业。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大”）专家先后引进与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350余项，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超过3亿亩，新增社会经济效益超过500亿元。

　　这些新时代的“后稷”，为占全国总土地面积52.6%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提供科研支持和人才支撑，改善农村面貌，引领农民增收致富。

把成果结在百姓口袋里

　　雨后天晴，天空如洗，陕西眉县大片的猕猴桃果园与雾气缭绕的秦岭山脉交相辉映。一大清早，该县营头镇上第二坡村的村民就在互相帮助采摘今年的“金蛋蛋”，准备售卖。一位果农高兴地说，“今年的果子比去年结得好。果形匀称、成色好，应该能卖上好价钱。”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眉县田家寨村支书孙乐斌说，过去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不到2400元，现在保守估计也有19200元，其中猕猴桃收入占80%~90%。村民因此盖起了一栋栋新楼房，添置了新家具，生活品质也大幅提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流”，农村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一切都得益于校县合作，科研与农村、农民的结合。”孙乐斌高兴地说，过去种的猕猴桃技术含量低，品质低，卖不出好价钱，自从2006年校县合作实施后，村里来了一支由西农大教授带队的猕猴桃专家团，不仅教他们改种更有市场前景的徐香品种，还教测土配肥和单枝上架裁剪方法。经过三年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试验之后，当地的猕猴桃呈现出品质高、产量稳定、价格高的特点。

　　公开数据显示，眉县原有猕猴桃8.3万亩，年产值2亿元左右，校县合作实施以来，猕猴桃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今天的30.2万亩，产值逾30亿元。

　　这样的故事在三秦大地不足为奇，在西农大的专家团队看来更是再平常不过，他们数十年专注从事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永不停歇。

　　“农民很渴望新品种、新技术，一个新品种、新技术很可能显著改善一个农民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西农大苹果研究中心、陕西省苹果工程技术中心主任赵政阳回忆说，一年他去陕西白水县，一位苹果果农拉着他的手感激地说：“你给我的品种，我每年增加70多万。”这样的例子他已数不胜数，更乐在其中。

　　记者了解到，凭借在国内率先建立的一套“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西农大在全国15个省区建立了集试验研究、示范推广、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于一体的27个农业产业试验示范站和42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示范园），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4个农业示范园，有效促进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农业发展。

　　西农大科技推广处副处长张正新告诉本刊记者，农民对农业科技新成果的接受不能仅靠口头宣传，而是要结合不同产业区域的生产实际，由示范站（基地）先种出来，让农民和涉农企业眼见为实，再通过一定的机制撬动更多农民接受新品种、新技术，实现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进村入户。

　　很多农民通过这个渠道脱了贫，改变了命运，很多地方农民听闻杨凌的农技专家来讲课，像“赶庙会”一样争相参加，在一些地方农民对农技专家的熟识程度比影视明星还高，记者采访的田家寨村，村民则自发将村里的两条主干道命名为“西农一路”和“西农二路”，以示对西农大农技专家的感激。

　　“我们就像农业科技的布道士”，赵政阳说，“我们希望通过科研成果与政府产业、农民需求的结合，把科研成果真正结在百姓的口袋里。”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刘占德是西农大的教授，陕西猕猴桃产业首席科学家。与他初见是在西农大的猕猴桃试验站，他手里拿着几个不同品种的猕猴桃和一根枝条，若不是肩上背着相机和电脑，几乎与普通的关中老农无异。

　　刘占德说，育种跟育儿相似，需要日复一日地关照。就猕猴桃而言，培育和发现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10年。为了不漏掉果子成长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关键数据，他们的团队要把每年的绝大部分时间留在远离城市的猕猴桃试验站，几乎无假期可言。

　　为了选育抗冻品种的猕猴桃，50多岁的他要冒着严寒和风雪爬上人迹罕至的山野。“人能涉足的地方，野生猕猴桃都被破坏得严重，只有人难涉足的地方，才可能找到被大自然挑选下的优质基因。”刘占德说。

　　西农大宣传部部长闫祖书告诉本刊记者，刘占德只是杨凌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缩影，还有大批人头顶专家、学者的光环，扎根小城或田野乡间,终日与黄土为伴,将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把论文写在北方的大地上。

　　据不完全统计，西农大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农业科研人员总数已超过9000人，加上他们带出来的农村“土专家”，这支当代“后稷”队伍已达到万余人。从猕猴桃专家刘占德到葡萄酒专家李华，从核桃专家刘朝斌到小麦育种专家王辉，从水土保持专家程积民到马铃薯专家单卫星……当代“后稷”们的故事无不令人动容。

　　记者见到的王辉，曾培育出高产优质的小麦品种“西农979”，为百姓吃饭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杨凌遭遇人才“孔雀东南飞”时，他对沿海高校抛来的橄榄枝却回以“科学研究有连续性,挪窝要另起炉灶,走啥？”

　　这位令人敬佩的专家如今已经头发斑白，且已退休，还带着研究团队继续工作。“育种一旦深入进去，就没有止境，就像追梦与圆梦的过程，一个梦想实现后还会有新的梦想产生。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培育出更优质的品种。”王辉说。

　　西农大党委书记李兴旺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西农大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杨凌，胸怀社稷，情系“三农”，甘于吃苦，追求卓越，生动体现了西农大的精神和当代“后稷”的特点。

后稷精神薪火相传

　　陕西三原县以西2公里处是西农大的斗口试验站，1000多亩的土地上种植着玉米、油葵、果树、蔬菜等各种农作物，一派田园风光。和西农大的众多试验站一样，这里是培养农业人才的教研基地。

　　斗口试验站站长饶慧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春种、夏收时节或暑期，成群的西农大学生会来此地进行理论结合实践的学习。涉农专业的研究生和和博士生还会常年驻扎于此，做实验，收集数据，完成科研任务。“大太阳底下，那些女娃娃一个个都不怕累，不怕脏，开着小三轮车到地里收割成熟的农作物，回去做实验。”饶慧斌说。

　　李兴旺认为，亲近农民、亲近农村、亲近土地，是农业人才培养的基本功，也是培养“三农”情怀的重要途径。杨凌的一代代农业科研工作者，正是靠着对“三农”的热爱和责任，育出了一个个具有“抗逆性”的作物，让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民不再“靠天吃饭”。

　　刘占德要求他的研究生每年入学前必须去猕猴桃试验站至少待20天，以便深入接触农民，发现农业的真问题，回校后带着问题学习。

　　“现在的孩子基本是独生子女，即便农村的学生也多娇生惯养，很少下地，不跟农民打交道。我们安排学生进果园和农民深入接触后，学生开始敬佩农民，也发现了生产中的真问题，大大激发了研究探索的兴趣和积极性。”刘占德说。

　　西农大博士生叶佳丽攻读的是小麦育种专业，此前因在陕西合阳县金峪镇挂职的契机，深入到该镇沟北村达6个月，每天和农民同吃同住，还帮该地搭建了电子商务系统，解决了村民农产品销售的难题。这段经历表面看似与所学专业相关度不大，实际上加深了她对农民的感情，也激发出她对“三农”事业的使命感，对所学专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是仅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工作好生活，而是为了让更多农民生活得更好。

　　“过去可能对学农的认识不足，加上在学校封闭的空间待久了，学习状态比较散漫。”叶佳丽说，现在她在认真探索一个问题——如何培育更高产更优质的小麦品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农民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提供土地空间。在这个朴素的愿望下，她每天像加满油的汽车，充满了奔跑的力量和探索未知的激情。

　　像叶佳丽一样的学生们，未来要从他们老师手中接过后稷教民稼穑的薪火，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担当“生力军”的角色。

　　为此，李兴旺说，西农大正在探索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引导年轻教师和学生树立“一懂两爱”意识，即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如要求博士和涉农教师在试验站的时间不能低于一年。设立推广型教授，使其与学术型教授享受同等级别待遇，让研究生、博士生通过校县合作到乡镇挂职锻炼，深入农情一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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