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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5年当民办教师的，教过小学、初中、高中。1978年春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上学，1981年底到西农工作，教过本科、硕士、博士生。一生只从事过一个职业——教师。由于上学连续计算工龄，我迄今己从教五十年了。

樊志民1979年在兰州大学上学时摄于黄河边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如果选择从政经商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我以自己的生性与家世度量，从政经商皆非所长，还是继续当老师。这是斟酌之后比较理性的选择。但初始阶段的犹豫与彷徨还是有的，当箪食瓢饮遭遇权可倾国、富敌天下时，不是你的定力不够而实在是反差太大了。

我们的老师赵俪生教授曾说，无门路进《宰辅传》，无胆略进《忠烈传》，无能力进《货殖传》，那就进《儒林传》吧！

年近古稀，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

樊志民1987年在学校古农研究室工作

辛树帜先生一生办了两所大学，即兰州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我有幸学于兰大而业于西农，以赓续辛氏创设之古农学，这或是历史交给我的使命。古农书中所谓的“传统农业科技”正是我的农村生活经历中似曾相识的东西，而大学阶段所受的史学熏陶，使我能从发展角度认识中国农业。

在学农的不太在意历史，学历史的不太知晓农学的情况下，这种“两栖”的学术空间可以使我左右逢源，并由此登堂入室，在农史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我在农业与历史方面皆有过一些粗浅的认知与表达。

数十年过去了，我仍无悔于当初的选择。

樊志民1994年在南京农大攻读博士期间与导师郭文韬教授（右）在探讨

我在教学与科研上投入的心力较多，实际上只做了最基本与朴实的事情，并非有多高的思想与觉悟。我常想，自己的孩子也在上学，如果碰上一个敷衍的老师，岂不耽误了学业。推己度人，也就多了一份责任心，在给学生上课时不敢也不忍心有丝毫的懈怠。

对于研究生培养，我曾说我是以对待子女的心情对待我的学生的。虽然有要求严苛之嫌，但同学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手高高的举起，而轻轻的放下”。谁如果作难我的学生，我的护犊之怒往往是让他们受不了的。

樊志民教授2015年在学校“与科学家面对面第三期”中开讲

我在生活中是个慵懒之人，不过自认为思辩能力并不差。虽然在学术方面没有较大成就，但是基本无佞辞谀语，说了自己想说该说的话，表达了自己该表达的认识与思想。

我不太懂人情世故，也庸懒于结交与依附。大家常称我为书生，我愿意把它当做一种夸赞。当年分配来西农，杨陵教学科研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毕业分配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从陕北农村又进入关中农村而已，曾纠结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古农学这样一个特色学科，把我留了下来。

有位老领导曾说“西农古农学，有樊二十年不会落后；无樊二十年赶不上”，可谓勖勉有加。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这样一句话让我从一而终。在以前或近来，国内许多教学科研单位虽都有过邀约，但均被我婉拒了。

樊志民教授2016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给游客做讲解

樊志民教授2018年作客央视开讲《农业文明中的“文明密码”》

我把几十年从事学术研究陆续购置积累的藏书捐赠给学校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给后学留点念想，也可藉此了解我的学术侧重与行进路径。

我十分感谢一路陪伴我走过的领导同事与学生。在几十年的岁月中，在杨凌这样的蕞尔小镇，与你们的交往共处，构成了我生活与工作的全部。试想若无大家的帮衬与关照，那将会多么单调与乏味。当然，往后还有赖于大家的关心与帮助。

（此文来自于作者今年10月23日在学院组织的退休仪式上的讲话，有删节）

作者简介：樊志民，1957年生，陕西洛川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曾任我校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

编发：李曼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