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人生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最高的政治荣誉。入党前，我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做出不懈努力。入党后，为了从政治思想上真正投入党的怀抱中，我在炮火中经历过苦乐关、生死关的淬炼和考验，站稳了立场，增强了党性，确立了一颗红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杨树忠和战友们集体照

经受苦乐关考验

1959年，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初露端倪，国民经济开始调整，许多在建项目停止或缩减。工厂下马，职工下放，我在读的杨陵中学升学率被迫压缩到6%，非常时期，大批工人和在校学生成为征兵对象，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1960年是我在部队的头一年，对部队的一切都那么好奇。先是在连部当通讯员，不久被抽调师直文艺宣传队和师直排球队，参加全师文体竞赛活动。赛事结束后，我回到连队发挥自己的特长，办黑板报，办墙报，给战友们教唱革命歌曲，在练兵场上宣传鼓动，彰显连队生动活泼的气氛，当年连里将我评为文艺标兵。

不久，连党支部派人与我谈话，我方才知道已被确认为党员培养对象。部队每次接受新的任务，都要先党员后群众进行思想动员，党员的吃苦耐劳精神体现的非常明显。我开始对党员油然起敬，抽空学习党章及相关知识，并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想，要入党就要经得起党组织的考验，在军训及执行各项任务中，我与战友们同心协力，吃苦耐劳，完成或超额完成各项任务。那年我们部队自力更生搞营房建设。老党员喊着号子在工地劳动，显得那么乐观从容，而我在抬过几天砖胚、扛过几天木料之后，肩膀红肿，疼痛难忍，但我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困难时期，军队节衣缩食，支援地方。粮油、蔬菜供应紧张，干部、战士身体浮肿，于是部队开赴距西宁市40里外的堠子河村开垦生产。我不但完成了既定任务，还在生产中宣传教育。每顿饭我都会给饭量大的战友让一个小馒头，晚饭后休闲时间，我还要和战友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协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1961年春夏之交的一次党员活动日，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说句实在话，那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比较脆弱，要从政治思想上真正入党，还有一个锤炼的过程。但有一点很明确，我要担当党员责任，履行党员义务。党组织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为我的座右铭。

1963年全军大比武，我接受党组织指示，带领九连一班参加兰州军区班进攻和攀登考核，考前我带领战友们头顶烈日，反复操练月余。昏倒了在树荫下稍作休息又爬起来开始操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最终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党支部表彰。

60年代下半叶毛主席发出军队“亦工亦农”的指示，于是，军事训练减少，参加地方建设和自给自足搞生产任务加大。我受命带领30名战士，去甘肃省临夏地区一个山沟里为部队基建烧石灰。其实烧石灰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窍不通。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不懂就学，不会就请教老百姓，有困难就和地方协商解决。

从开山炸石、修筑山路、装窑、山林取材到安全保障我都群策群力，进行周密安排，经过两年的艰苦劳作，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期间，我们党小组每周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商议克服作业中遇到的困难和对策。我和战友吃住在破窑洞，把每日最危险的爆破任务留给自己操作，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又保障了任务的完成。

经受生死考验

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我国领土。我有幸参加了那次捍卫祖国领土的战斗。

10月23日接到进藏命令后，我们九连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召开了一系列战前动员会，忙完战前准备已到了午夜。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果真要打仗了，而且要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进行。当时，占据我脑海的并非苦与乐，而是生与死。

我已三四个月没有与家人通讯，大敌当前，我也没有心思顾及他们，脑海里浮现下午在党员动员会上的表态：坚决完成这次进藏作战任务，绝不辜负党员头衔，为党旗增辉。我们163团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英雄辈出。我要为团史增彩，打出军威来，为祖国为人民增光。

在挺进西藏前线的九个日日夜夜，每到宿营地，战士们入睡了，我便忙于做饭。在部队开赴前线途中，我部奉命穿插迂回到敌占区纵深部，跨林海走山地，连续三日通宵达旦强行军。炮兵比我们步兵更艰难，有些炮兵战士累得躺在地上喘粗气，我就帮炮兵加背一枚炮弹。穿插迂回的第三天，我们班新战士全祖兴脚打泡掉队了。我将他的枪弹背在我身上，陪着他蹒跚行进，经过一段险峻的悬崖隘道，我让他踩着我的肩膀攀岩下山，那天晚上，我和祖兴战友在山沟里，上盖茅草，下铺茅草，望着寒星露宿过夜。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是党员，是班长。

11月17日，在夜幕掩护下，我们尖刀九连沿着敌占区山沟，涉溪水、越石滩，爬灌木盘根交错的陡坡，直插敌阵地。11月18日黎明前总攻开始了，我和战友们冲出阵地，与敌人展开激战，战士全祖兴牺牲了。我奋勇追击逃敌，途中遭遇炮弹，我和五位战友被炮弹炸伤，指导员李福顺在我身旁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赶了一段路程后我感到头发怵，鲜血顺着面颊流淌，前胸衣襟和帽子也被鲜血染红，被部队首长临时安置到敌人遗弃的碉堡内。中午十时许，一股逃敌从山林窜出，我和其他能行走的伤病员重新端起枪，扼守北边山梁，打死打伤十多名敌人，部分敌人被迫投降。

中印边境反击战至今已经59年了，全祖兴战友（四川人）常眠在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烈士陵园。李福顺烈士（杨凌揉谷镇人）遗骨迁回杨凌烈士陵园，每逢祭日，我都来到烈士墓碑前，深情三鞠躬，寄托我的哀思，想着烈士在天之灵看到如今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也会感到无比欣慰。

回顾1962年隆冬，我们野战师团行程一万多公里，跨过雪域高原完成作战任务，凯旋而归，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我身上取出的弹片存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永远载入国家记忆史册。

我常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许多老战友在战场上前仆后继，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逝者长已矣，我们生者还有什么荣辱不能抛弃？何况我是一名中共党员，要有视死如归的思想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党。

（注：此文在全省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百年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刊发部分为节选，题目为编者另加）

编辑：张晴

终审：徐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