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农精神的内涵（2）
一、“扎根杨凌、胸怀社稷”。赋予了西农精神特定的时空，独特的区位优势，蕴含着浓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特质禀赋，是“西农精神”的核心。“扎根杨凌、胸怀社稷”蕴含着西农精神的精华之所在，彰显着西农人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操守，心怀热爱祖国、服务社会、胸怀天下的崇高情怀和远大理想，生动勾勒出了一代代农业科教工作者与国家发展、与时代进行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1.在家国情怀上，“扎根杨凌、胸怀社稷”集中体现了西农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时代的呼吸和脉搏同频共振的道德情操。
距今4000多年以前，“百谷之神”后稷就在杨凌教民稼穑，对中华农耕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农业起源后，活动在关中地区的周族先民率先摒弃了原始农业粗放的自然生产状态，最早将农艺措施运用于生产时间，进而推动了整个关中乃至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推动关中乃至黄河流域较早步入文明并长期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民族创制的农耕礼乐文明，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曾对中国古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扎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军队突然炮轰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接着，在短短的三个月日本相继占领东北全境。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国家百业凋敝，特别是西北地区抗日持久的连年灾荒，哀鸿遍野、饿殍遍地，面对“国将不国、国之不存、民将焉附”的处境，一大批爱国人士和有识之士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倡导“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把“兴学兴农”视为救亡图存、以舒民困之要务，建设稳固的战略大后方。经过于右任、辛树帜等先贤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934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三号教学楼隆重奠基，标志着西北农业高等教育自此开篇。在学校合并组建过程中，先后有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陕西省水利专科班，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和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并入，1938年更名国立西北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北农业大学，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同处杨凌的7所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80多年来，学校因国家战略而生、因国家战略而兴、因国家战略而为，一代代农业教育大家牢记国家和人民的嘱托，秉承“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办学理念，在杨凌这块热土上，累计培养输送各类人才20万余名，有19位校友成为两院院士，为西北乃至全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族复兴、教育救国”是深深的镌刻在于右任记忆深处。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奉命回陕赈灾。面对“八百里秦川膏腴之地尸横遍野、田野荒芜，民不聊生”的惨状，他向中外人士呼吁“起而拯此浩劫中之人民，则右任所千百叩以请也”。提出:“亟当从事开垦,讲究农业。若设农林学校培养人才,可籍学术机关与地方人士合作,以学校为造林及垦荒之中心,再求民族之生路,全国家之命脉,庶几可得。”在于右任先生的奔走下，1932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成立了以于右任等为常务委员的“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1932年12月，“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更名为“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1933年1月，学校开始选择校址，“在筹备期间，于先生率领一班人，选定了陕西省武功县张家岗的校址”（赵师抃：《记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首任校长于右任先生二三事》）。1934年3月，于右任被共推为学校首任校长，虽他以事实关系，未到校就只，而一应工作计划，仍以常务委员名义，指挥进行。在他的精心筹备下，开始了“民族救亡绸缪仓廪大计”的探索之旅，我国西北地区第一所农业高等教育学校应运而生。
2.在办学格局上，“扎根杨凌、胸怀社稷”集中体现为扎根杨凌、面向西北、服务全国、放眼全球的战略定位和美好憧憬。
中国农业数千年以传统、经验科学为特征，兴办学校，传播、普及近代农业科学知识是“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举措。史学界评价20世纪初西部开发成就，视为硕果者有二：一是西北水利建设之勃兴，二是西北农业科教之发展。
杨凌，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在我国历史上曾数次有功于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西北农业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一代代农业科教专家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扎根杨凌，继承后稷伟业，站在我国农业发展的时代最前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科院西北植物研究所及陕西省农业学校、陕西省林业学校、陕西省水利学校等十大农业科教单位“百花争艳”的新格局，成为我国农业学科门类最齐全、农业科技人才密度最大的“农科城”，累计取得5000余项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经济效益超过2000亿元，为我国农业科教事业和农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共和国农业科教发展史上谱写出了绚丽的篇章。
世纪之交，在“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战略指引下，杨凌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下，1997年，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成立，年轻而古老的后稷故里再次以更加豪迈的风姿，开启了震古烁今的改革和创新历程。为整合杨凌科教资源，实现杨凌示范区内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优势互补，深入推进科教体制改革，1999年9月，学校响应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在国务院的大力推动下，学校合并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中科院西北植物研究所、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等7个科教单位，组建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切实承担起持续为西北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与科技支撑的使命，学校迎来了历史上大发展、大繁荣的辉煌时期，成为我国探索农科教、产学研、校区融，统筹科教体制改革的一面旗帜。
学校合并组建后，党政领导班子审时度势，以高瞻远瞩、高效务实的精神和态度，紧紧对标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切实推进科教体制改革，2009年，在学校合并组建10周年之际，学校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校在牢记国家赋予的使命，做好旱区可持续发展大文章的功能，围绕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区域发展的伟大实践，学校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建设“有特色、高水平”，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远景。2016年7月，在学校召开的第三次党代会上，学校进一步明确建校百年之际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战略目标。
面对新时代，蓄力新征程。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用好、用足、用活省部院共建机制，以推进教育部、科技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科学院和陕西省人民政府7家共建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共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意见》为契机，提出了“12345”发展思路，“1”，以立德树人为根本；“2”，坚持“顶天”“立地”两个发展方向；“3”，实施人才强校、国际化、信息化三大战略；“4”，履行服务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人类健康、乡村振兴四大学科使命；“5”，争做卓越农林人才培养的标杆、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未来农业发展的标杆、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标杆、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校地深度融合发展的标杆，学校将以此为新起点，凝聚共识，谋划未来，再立新功。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在理想信念上，“扎根杨凌、胸怀社稷”集中体现为学校师生虽长期扎根杨凌小镇治学从严，却能坚持心存天宇、放眼世界、胸怀天下的崇高理想志向。
杨凌，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位于西安市以西85公里处，在杨凌示范区成立以前，这里只是一个西部小镇，隶属于陕西省咸阳市，80多年前，学校前身（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就诞生和孕育在这所小镇上。长期的远离城市和地处农村办学从研，但他们却用执着的扎根坚守，将小我融入大我，在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奋斗之歌，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涌现出了一大批贡献突出、功勋卓著的典型代表。
著名小麦育种学家赵洪璋院士是我国小麦育种领域的一座丰碑。20世纪30年代，从小接受“民以食为天”“农是立国之本”古训的熏陶教育的赵洪璋，年仅18岁的他，毅然选择考取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学校前身），22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分配到陕西大荔农事试验站工作。1942年被时任农艺系兼农场主任的沈学年教授调回学校任教。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育种工作中，他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种、管、收、查、记这些周而复始且枯燥无味的烦琐劳动，从事着大量顶烈日、冒风寒、踏雨雪的田间作业，体会过成功的喜悦，更领受过无数次烦恼、挫折和失望的痛苦。但无论顺风还是逆境，在他身上都能体现出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风貌和脚踏实地、百折不回的拼搏劲头。“守得云开见月明”，他累计选育出以碧蚂1号、丰产3号、矮丰3号和西农881为代表的四批突破性优良品种，累计种植面积9.5亿亩，增产小麦约256亿公斤。其中小麦品种“碧蚂1号”， 1959年推广种植面积9000余万亩，创下了我国和世界上迄今为止一个品种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推动实现了黄淮海麦区品种第一次大更换和小麦生产的第一次飞跃，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一个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的美誉。
李振声院士，主要从事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1956年，他响应中央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来到陕西杨凌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当时，正赶上西北小麦产区条锈病大流行，造成小麦大面积减产，他决心通过小麦育种解决小麦条锈病问题成为当时的世界性难题。为了寻找新抗源，他带领课题组开展了以长穗偃麦草为主的远缘杂交研究，二十多年的扎根，育成了小偃4号、5号、6号等高产、抗病、优质小麦品种，累计推广达1.5亿亩，增产80亿斤，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 为了有目的、快速地将外源基因导入小麦，他用远缘杂交获得的“小偃蓝粒”育成了以种子蓝色为遗传标记的蓝粒单体小麦和自花结实的缺体小麦系统，并建立了快速选育小麦异代换系的新方法—缺体回交法，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创建了蓝粒单体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这项原创性成果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90年代初，他从我国人多地少、资源不足的国情出发，开辟了提高氮、磷吸收和利用效率的小麦育种新领域, 提出了以“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育种新方向。开创了小麦磷、氮营养高效利用的育种新方向。除小麦育种研究外，他还是我国有重要影响的农业发展战略专家。1987年提出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的建议并在中国科学院率先组织实施了 “农业黄淮海战役”，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发挥了带动作用，2006年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2007年，在杨凌曾工作生活31年的李振声院士回到杨凌，他深情回忆：“杨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也能出世界级的大成果。……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工作热情极高，形成了良好的研究氛围；在杨凌要把事业干好，就得要有一种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虞宏正院士，长期从事物理化学和土壤化学的教学和研究，专长胶体化学。“大西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是常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从1937年回国任西北临时大学教授起，他把自己大半辈子心血倾注在了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直到1966年因病去世。他热爱黄土,围绕黄土成因、力学结构、物理化学性能等长期以来企求研究解决的课题，把黄土高原作为开辟科学天地的乐园,进行了艰苦的科学探索。抗日战争胜利后，京沪不少大学聘请虞宏正任教, 他舍不得离开杨凌、舍不得离开他对黄土的科学研究。1956年,中央制订我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许多专家都希望他留在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化学科研机构，他宛然谢绝，坚持留在西北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他主动把自己胶体化学的专长运用于农业科学研究，倡议组建了专门研究土壤结构与农肥关系、植物生长与水土保持关系的研究所,即今日的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并亲自担任了该所的首任所长。1956年,他不顾年老多病,亲自奔赴陕北进行实地考察，从战略的高度,就提高农业生产、防治水土流失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1959年,在他的主持下,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建立起了当时西北可应用于工农医的同位素应用实验室。1964年,他又将水土保持研究所的植物分类研究室和从兰州搬来的植物栽培驯化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植物研究所,依托他创造的优越科研环境,耐旱、抗病、抗倒伏等特性的杂交小麦——小偃5号、小偃6号新品种终于培育成功。从事于创建西北地区研究机构和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对开发和建设中国大西北功勋卓著。
编辑：王学锋
终审：郭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