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九十华诞之际，我们深切怀念著名农业教育家、中国现代植物病理学家，曾在西北农学院担任过30年院领导的康迪院长。

我是杨陵区永安村人，曾在学校人文学院执教，后调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作。读初中时正逢康迪院长在永安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常看到他劳动、开会的身影。

在以往纪念、缅怀康迪院长的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他在永安村劳动锻炼的文字资料，为了准确、全面记述康迪院长在永安村这段特殊的经历，强烈的责任感让我下决心填补这个研究空白，我通过电话并实地采访了1971年时任永安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世敏、大队团支部书记徐永厚、生产队长吴志林等，完成这篇文章，表达永安村百姓对康迪院长的怀念之心，也告慰九泉之下的康迪院长。

1971年3月—10月，康迪院长被下放到永安村永南一队劳动锻炼七个月。当时安排他住在永南一队社员何天明的房子，房子很简陋，土地面，有炕、锅灶等杂物，派人清理打扫干净，从大队初小搬来一对桌椅，把康迪院长的铺盖卷往炕上一铺，住就算安顿好了。每天康迪院长到社员家轮流吃派饭，一天要付伙食费三毛五分钱，晚饭后他会把提前准备好的饭钱，还有一斤陕西省通用粮票压在饭盘底下再离开。

知识渊博，风度儒雅的康迪院长身穿中山装，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58岁的他每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星期天也不例外。

刚到队上正值春耕，康迪院长扛着铁锨与社员一起开垦、平整稻田、垒稻田塄。铲一铁锨烂泥要撇出几米远，康迪院长力气不够，就端着铁锨里的泥沙走过去，衣裤溅满了泥水，双手磨出了血泡。社员看着心疼，让他回去休息，他还是坚持干到放工。

秋管时节，一社员吆喝着牛拉犁在玉米行间作业，正在地里埋头扶玉米苗的康迪院长被牛撞到了腰部，疼痛不适但他却不愿停工去医院诊治，而是每天下工后让村上的捏骨匠吴七爷给按摩治疗，过了好长时间伤疼才痊愈、恢复。

每天晚上记工结束，生产队开会总结当天生产劳动，讨论明天生产劳动安排，康迪院长与社员一起开会，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为生产队“出谋划策”。他坚持给社员念报纸、讲形势，带领大家学习、了解时事政治，提升社员的思想觉悟。

康迪院长有一台袖珍收音机，干部、社员有机会都想凑过去看看、听听、用用这个“半导体”，他毫不吝啬，从不拒绝，还经常让吴世敏书记拿回家里去收听。小小的收音机就像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小窗口，让干部社员开了眼界，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1971年秋收之际，队上一名60岁的社员在劳动中突发心梗去世，全家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悲痛不已，康迪院长拿出20元慰问，家属不收钱也不行。

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共产党人的政治素养、理想情操早已融入康迪院长的血脉之中，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永安村干部和社员印象深刻。90岁高龄的吴世敏回忆说：“大队干部看望他时，表示永安村生产生活条件艰苦，让他受苦、受罪、受委屈了。”康迪院长却说：“这算什么，延安时的条件比现在艰苦得多了。共产党人干革命、办学校、搞建设凭的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就是为了工农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来永安村劳动锻炼，我感到很亲切、很愉快，很有意义。”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康迪院长赢得干部社员信任和爱戴的实力和底气。因为他是老革命、老领导、老专家，大小队干部都很尊敬他，会主动请教、听取他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意见，他也很乐意参与大小队生产的指导。

永安村地处渭河北岸，当时村民人均土地只有六分，因此开发和利用渭河滩地对解决社员吃饭问题十分重要。由于滩地地势较高，河水灌溉不上，滩地收成没有保证。大小队干部与康迪院长开会研究后提出，如果能从上游十几里地的扶风县揉谷公社姜嫄村附近开挖一条堰渠，把渭河水引下来解决全村滩地的灌溉问题，收成就有了保证。由于要占用姜嫄村等三个大队的耕地，需要宝鸡地区水利局同意并协调。

第二天，康迪院长就带着吴世敏坐火车去宝鸡，得到水利局局长哲景迎的大力支持。春夏之交，经过社员一个多月艰苦开挖，长达8公里的堰渠修成竣工。康迪院长和全村几十名代表敲锣打鼓步行到姜嫄村渭河边堰渠引水处，在一阵鞭炮声中开闸放水，康迪院长挥舞着红旗，异常开心。当年秋季永安村河滩的水稻、红薯、蔬菜长势很好，获得大丰收。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化肥奇缺，庄家施肥以农家粪土有机肥为主。康迪院长提出，根据土壤特点、作物种类、农家肥的氮磷钾成分含量，综合考虑，科学施肥。建议将公社计划供给的少量碳酸氢铵、硝酸铵等化肥用于小麦、玉米地，氨水用于水稻地，河滩沙土地种的经济作物多施草木灰、土粪等有机肥。强调施用化肥一定要用土遮盖，并及时灌溉，以保证化肥使用效果。

针对永安村棉铃虫威胁棉田的问题，作为植物病理专家的康迪院长及时提出轮换使用农药、棉田隔年种植其他作物、人工捕捉消灭棉铃虫等方法，特别是人工捕捉灭虫方法成本低效果好，对永安村棉花生产丰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被其他生产大队推广采用。

在永安村劳动期间，康迪院长十分关注村上孩子学习教育，与西农“五七”干校协调，选派了几名在干校劳动的西农讲师代课，极大改善了学校师资力量，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力，附近其他中学学生也开始转学来疙瘩庙中学就读。

康迪院长还特别关心永安村青年人才的发现、培养，建议大队领导重视对时任团支部书记的徐永厚，会计王仲田，试验站站长徐文忠、技术员马锋刚，试验站成员吴三民、何满朝等这些“好苗苗”的培养，安排更多锻炼机会，创造条件促进他们成长进步，为永安村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

后来这批青年都加入了党组织，有的长期担任村干部，有的成为改革开放中科学致富带头人，有的考上了大学在外发展，有的做了乡镇、杨陵区、咸阳市局级领导，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康迪院长离开永安村后，仍然支持和帮助村上的生产建设与发展。

时任永安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任团支部书记的徐永厚回忆，1974 年初春的一天，大队收到时任陕西省农业局副局长的康迪来信，信中再次对在永安村劳动期间大小队干部社员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表示自己虽然离开了永安村，但与永安村的感情永远割舍不断，永安村生产建设和发展是他日思夜想的事情，表示要尽最大努力支持永安村大队集体经济的发展。

永南一队老队长吴志林回忆道，1972年夏末秋初，由于缺少化肥，玉米苗长的又黄又小，康迪院长给在杨陵公社夏家沟大队蹲点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农化系教师李生秀写信，让其协调解决急需化肥问题。李生秀与学校试验站协商，帮助买了一吨尿素，对当年玉米等秋季作物的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李生秀牵头办起西农磷肥生产试验站，他对永南一队购买磷肥给予了特别帮助，只要队上生产需要，可以随时到试验站里来买。

1974年，永南一队和二队盖新饲养室，两个队长商量后就去省上找康迪院长，经康迪院长与有关方面协调获得几方木材指标，两个生产小队都盖起了宽敞向阳的新饲养室，牛、马饲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观。

1974年，永安村办起了砖厂、沙石厂、建筑队、苹果园等，集体经济得到壮大和发展，但是大队当时只有两台手扶拖拉机，缺乏农业生产所需的大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机具。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存让叫上队长吴志林，一起去省上求助康迪院长。康迪院长表示，购买大型拖拉机很必要也很重要，但需要与农机局负责人协调。

过了几天，农机局就给永安村批了一台铁牛55（拖拉机头）的购买指标，大队又购置了拖拉机车厢、犁、耙等配套农机具。以铁牛55拖拉机为标志，永安村已经成为杨陵公社集体经济实力最强的生产大队之一。

康迪院长与永安村有缘，永安村对康迪院长有情。康迪院长的优秀品格赢得了永安村村民的尊敬和爱戴，永安村村民的淳朴宽厚换来了康迪院长的支持与帮助。看似康迪院长与永安村人特殊时期的一段动人情谊，实际上反映的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

西农建校九十年，诚朴勇毅校训延。

经国本、解民生，崇尚科学是理念。

康迪治校三十年，功绩品格名扬传。

文革接受再教育，永安村人常怀念。

我们永远崇敬、感念和学习康迪院长！

永远珍视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徐永安教授，1959年生，中共党员。曾在我校人文学院任教，2001年作为高级人才调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