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民，1957生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央视开讲嘉宾。

学术研究以西北与秦汉农业史见长，在中华农业文明、农业开发与环境史、中外交流史方面皆有深入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秦农业历史研究》《问稼轩农史文集》等，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图文版中国农业通史》等。

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关注、自己的学识，

投向生我养我的农业农村与农民，

或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心理与精神归宿。

我曾戏称我们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为“泛农”一代，无论是出生在城市或农村、无论识字还是不识字、无论在乡务农或进城工作，他们几乎都曾拥有过农民的身份、参加过农业的劳动、经历过农村的生活，这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涉农人数比例最高的群体之一。

生于农家，长而务农、读而进城者，出身让他们与三农有了不解之缘。即便是城里的知青，在那个时代也因为“上山下乡”运动，而有过三五年或更长时间的插队经历。应该说这一段抹不掉的经历，既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成长，也在某种程度上作用或影响着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农林高校各类学科专业中，目前活跃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出生于农村，大学或硕、博士阶段学习的是农林水牧，现在虽然生活在城里，但是他们的教学科研与推广工作又多与三农有涉。农事活动的经营主体固然是农民，但是这批人的科技贡献与经营理念引领着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方向。把研究与关注的视角投向涉农科教人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打造涉农题材的升级版。致力于三农问题，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直接为数亿中国农民谋利益的大事业。我生于农家，学史、知农、事农，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关注、自己的学识，投向生我养我的农业农村与农民，或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心理与精神归宿。

奋力的挣脱

虽然年近古稀，但至今进入梦境的仍多是儿时的家乡。我可以把记忆深处的东西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因为那里是生我养我、青少年时代打上深刻印记的地方。

在中国农村，农之子恒为农，那是一种无奈的坚守；学而优则仕，那是一种奋力的挣脱。在众多农民子弟中，我有幸成为后者。我高中毕业回乡后撬山采石，险遭塌压；淘粪垫圈，不避污秽；试用新技良法，以图增产增收。大凡一般人不愿干的活路我都抢着干，曾被干部群众看作是好的青年农民之一。我也曾顶风冒雪采访新闻、攀高就低刷写标语、日以继夜编印简报，报道当时组织的冬季农田基建大会战活动。缘此招录为民办教师，并进入推荐上大学名单。说实话，我当时的这些努力与表现不乏青年人的追求进步，但也是有一些私念的。那时我更多地看到的是农村的破败、封闭、贫穷与落后，在很大程度就是能尽快地摆脱这样的环境与走向另一片天地，是它给了我不断拼搏的动力。但是进城以后，城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视我们为另类，很长时间融不到他们的圈子里。当然我们看城里人，也像《废都》里写的那样光怪陆离。当我们费尽千般辛苦，终于变得接近或者更像一个城里人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失去了许多，包括一个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附着在他们身上应有的优点与缺点。某些失去的东西或属不得已而为之，某些或属必欲弃之而后快，但当你追求的终极目标与现实大相径庭时，这时的惋惜与懊悔之情往往难以言表。

宿命的就业

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分配至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工作。四十余年前的杨陵，教学科研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毕业分配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从陕北农村又进入关中农村而已，曾由此而犹豫徘徊过很长一段时间。但农民的儿子都不爱农，还能指望其他人吗？这一纯朴的信念或是能我坚持下来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值得庆幸的是，西农古农学研究的微环境相当不错。先贤辛树帜、石声汉教授是我国农史学科的开创者，骨干农书大致校注一过，家底基本厘清；五万册线装古籍为中国农业院校所仅有，常置座右可供披阅查考；又有同室诸师友之教诲与切磋，是西农最具人文气息的去处之一。

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对“学然后知不足也”有所感受，同时领悟到命运对自己的安排颇有几份合理性。辛树帜先生一生办了两所大学，即兰州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我有幸学于兰大而业于西农，以赓续辛氏创设之古农学，这或是历史的安排和交给我的使命和宿命。古农书中所谓的“传统农业科技”正是我的农村生活经历中似曾相识的东西；而大学阶段所受的史学熏陶，使我能从发展角度认识中国农业。在学农的不太在意历史，学历史的不太知晓农学的情况下，这种“两栖”的学术空间可以使我左右逢源，并由此登堂入室，在农史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问稼的历程

我以“问稼轩”命名我的书斋，祈知我者籍此以见“唯日孜孜，无敢逸豫”的心路历程，而不以年景丰歉论“农夫”之勤惰。

在西农农史学科的七十余年历史中，我已与它相伴走过了四十二年并曾担任负责人二十多年，为我校的农史事业倾注了情感、奉献了学术，也几乎投入了自己的一生。除了自身的教学与科研外，我两次（2005、2009年）主持、设计、规划、建成了国内目前展示体量最大的农业历史博物馆，完成了农业历史由平面研究到立体展示的重大转变。向各级领导、专家、游客、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介绍悠久的中国农业历史与辉煌的科技成就，获广泛好评；以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依托，主持申报并获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2016年），为农史学科可持续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首倡“杨凌—中国农业圣地”（2004年）学说，以特邀专家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2018年）设置论证，并就举办地点、会议议程等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参与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西安）的前期论证与申报工作，本人提出的“天人长安，创意自然”，以对天长安（环境友好）、人长安（和谐社会）、长安长安（西安更加美好）的意境阐释而入选世园会主题词；接受中央及相关省市媒体访谈，参与拍摄《齐民要术》（8集）《大秦岭》《陕西人》《大关中》《陕商》《樊志民说黄河》（8集独访）《丝绸之路》等文史记录片与学术节目；2018年11月作为央视一套开讲嘉宾，从农业历史角度解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密码。“我们可以不知农、不事农，但是任何人都不要轻农”的呼喊，成为媒体热词；2019年5月15日，在《人民日报》“大家手笔”专栏发表《激活中华农业文明蕴含的文化基因》，呼应了当时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会”。“中华文明以农为本的产业结构、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礼乐规范的约束机制、休戚与共的群体观念、家国同构的宗法范式、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独具特色的丝茶文化”等基本特质的归纳与总结，阐释了中华农业文明所遵循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等基本原则，既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术体系，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精神价值取向。

理性的回归

随着年齿的增长与学术的深入，使我逐渐意识到三农并不是那么不堪而工业与城市化也不是一好百好，思想认识渐趋平和与理性。

钱穆先生曾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本质区别。他说农村人好言“养”字，“曰培养，曰滋养，曰涵养，曰保养，曰容养，曰调养，曰绥养，曰抚养，对一切物，如植物动物，乃至对人对己、尤其是对人心内在之德性无不求能养。亦可说中国的人生哲学乃至文化精神主要精义亦尽在此养字上。但都市工商人则不懂得一养字，他们的主要精神在能造。养乃养其所本有，造则造其所本无。养必顺应其所养者本有之自然，造则必改变或损毁基物本有之自然。养之主要对象是生命，造的主要对象则是器物。此两者间大有区别。”又因所养对象为生命与生物，所以更需顺其自然。钱穆以为这种东方文化的“养育观”，和西方文化的“创造观”有根本的不同。所以可以说，古代农业社会是生成、养成的世界；而现代工业社会是合成、造成的世界。

在我们的思维模式里，习惯于把工业与农业、现代与传统、科学与技能看成了先进与落后、创新与守旧的关系。这种基于时序发展前后、生产方式差异的评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明显影响了我们对各自的认识与评价。当终于变得接近工业化、现代化、科学化时候，我们发现带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完全想要的东西。如能源与资源的巨量耗费，土壤水源空气的严重污染，化肥农药超标，食品安全性的降低等，有的已经成为我们需要着力应对与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村落中所蕴涵的大量文化信息形态也随之消失。城镇化致使传统村落的社会组织形态和聚落结构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本质变化，保存数量迅速减少或大量消失。一些不合理的并村运动，也使农民远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和农耕生产条件，增加了社会重构与农业的经营管理成本。相形之下，农村的田园风光、清新的空气、绿色的食品，甚至出入相助、邻里相扶持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都在逐渐成为稀缺性资源。

应该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农业、农村、农耕文明占据了主导形态与较长时段。我们所讲的工业文明，只是近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工业都是人类生存的必要产业，但农业为必需产业，工业不一定是必需产业；工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即获性特征而农业生产需要经历漫长的生产周期；农业更多地利用的是地表的自然富源，而工业更多地利用的是地下的自然资源；农业强调的是对生态的顺应与利用，而工业突出的是环境的征服与改造；工业是对原材料的物理加工，而农业是对动植物的温情关照；城市社会反映的是地缘关系，而农村社会反映的是血缘关系；在文明时态中，农业文明属于过去时或者现在时，而工业与城市文明则是现在时或将来时。农业与工业作为人类文明依次出现的一、二产业，它们一柔一刚，一静一动、一含蓄一张扬，百般差异不一而足。它们各自形成的文化可以互补共生，但绝不可以一种替代或改造另一种。

中华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我们的诸多思想、文化与学说孕育于这一母体，萌生于这片沃土。这一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在各个领域。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能处处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影响。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不但会长期并存，而且中华数千年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许多有思想、有智慧、有价值东西，仍然会作用与影响于我们的工业与城市文明。

美好的祈愿

古代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社会，现代是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这个时候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是鸿沟、是隔膜。但是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在社会进化的高级阶段，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与差异或将逐渐抹平与消失。理想的居住与生活环境应是兼具城市生活、田园风光与旅游观赏功能的城乡综合体，是新时代生活、工作、学习、旅居的高端形态。

在农林水牧生产、科研、示范过程中形成的大自然、大景观、大色彩、大旅游，很可能是未来城乡发展的基本趋向，也是乡村与农业独具的优势与资源。所谓的大自然，就是要基本保留自然原貌，不做太多的修饰与改造；大景观，就是要着眼于全流域整体规划与布点；大色彩，就是利用山水草木、农田植物的四季色彩变化所形成的视角冲击与震撼；大旅游，更在于一趟行程的总体感受而不拘泥某些细节。

适度的市镇规模、雅致的科教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按照“视觉美、听觉美、嗅觉美、触觉美、联想美”标准，呈现中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整体美，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新时代耕读文化，不是“耕”和“读”两个要素的简单拼接，而是一种理念，一种生产生活方式。耕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读是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的最有效方式。现代的耕读结合，体现了以科教养学、劳动养体、自然养性、文化养心的和谐理念。新时代的乡风文明，是浸润于心、向善于人、孝悌于亲、亲睦于族、约束于德、规范于行、凝聚于力、勤谨于事、忠诚于国的良好风俗以及文化与习惯的倡行与养成。

当我们倡导精英回乡、资本下乡、耕读文化还乡、适意生活在乡，当大家不再以城居判别人们身份与地位高下，甚至以田园乡居为时尚的时候，乡村自然也就振兴了。使过去的乡怨、乡忧，也就变成现在的乡愁、乡约。若能循此前行，我们或能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三农现代化路径，渐臻让人企羡的理想境界。

我向往青山绿水、田园风光、亲情睦邻、休戚与共，若假我以年，我仍想再回乡村……

原文链接：https://szb.farmer.com.cn/2023/20230628/20230628_008/20230628_008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