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  2023年7月27日）

◇樊志民

◇闵庆文

◇王立胜

嘉宾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

闵庆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王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竟涵  刘知宜

两头耕牛肌肉结实、发力向前，一人在后扶犁，一名牧童在前牵牛……走进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的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一眼就能看到这尊以汉代耦犁为原型的雕塑，向人们生动展示那个精耕细作时代的生产图景。走在博物馆内，碳化粟米、青铜农具、古代纺车等2000余件实物展品不仅体现出当时我国先进的农业技术，更蕴含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农耕文明传承，让人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千年的农耕文化之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优秀传统和乡土文化伦理深深浸入民族血液中。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出了怎样的农业思想体系和科技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农耕文明中能汲取哪些营养？中华农耕文明的现代版本应该什么样？本期对话邀请樊志民、闵庆文、王立胜三位专家进行探讨。

重农思想不仅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路径。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离不开农耕文明的连续性

主持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农业思想体系和科技体系，这当中主要包含哪些内容？体现了怎样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

王立胜：在数千年的农业实践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传统农业思想，重农思想是其中的核心。民以食为天，农强则民富，民富则国兴。重农思想不仅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路径。

农学理论是这一传统农业思想的主体内容，并集中体现在《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等专门性的农学典籍中。其中，古人对有关农时的经验总结得最多，中国人独创的“二十四节气”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此外，古人还有“地力观”，即认为土地种庄稼消耗地力、需要补充和恢复，基于这一思想，我们积累了休闲耕作、连种耕作、轮作耕作、复种耕作等丰富的辨土肥田技术，还有桑鱼畜循环、稻鱼（鸭）共生、农林牧复合等技术。

樊志民：中国农业因地制宜、农牧结合、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既是独具特色的理论技术体系，也是弥足珍贵的科技遗产、文化遗产。

中华农耕文明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理念就是“三才观”，“三才者，天地人”，我们从不认为农业单纯是人的事，不把人放在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位置，而是强调“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在古人的观念里，因地制宜、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比人的经营、劳动更为重要。在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古人有一种强大的、始终如一的生存理性，这让我们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一直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的根基。

闵庆文：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创造并不断完善了适应生态地理条件、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农业思想体系和农业科技体系，其核心是“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一是整体。这既表现在农业生产系统是一个整体，更表现在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人相参、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确保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二是协调。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将农业视为一个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复合生态系统，包括农业物种在内的各要素之间相生相克，形成了复杂的生态关系，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三是循环。中国传统农业强调种养结合、物质循环，形成完整的循环体系。正如美国著名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讲到的，“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四是再生。通过与自然适应、要素协调、物质循环的发展理念和技术体系，实现了生物多样、经济多样、技术多样和文化多样，保证了农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与活力。例如，我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品种资源库，仅水稻地方品种的文献记载就超过5万种。

主持人：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农耕文明发挥了何种作用？

樊志民：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离不开农耕文明的连续性。世界上有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在这三大中心里，中国虽然资源不如美洲丰富，早期发展水平不如西亚的环地中海中心，却是唯一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农耕文明。这种连续性正是我们跻身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的重要原因。

中华农耕文明的连续性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源于地理，长江黄河贯穿东西、分列南北，沿岸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小麦、水稻种植带，这样跨区域协调补充的格局有应对重大灾害和变故的能力。二是源于文明特质，就像传统农耕社会常用的陶土器具一样，中华农耕文明具备高度的包容性与可塑性，因此即使饱经外来因素冲击，依然延续至今不断，并且在文明交流融合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三是源于理性判断体系，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在农业生产中形成了独特的理性判断体系，不一定精细到分子生物学那种层面，但是一种整体的、系统的科学判断。比如对土壤状况，中国古人没有航拍、土壤调查等手段，却在农业生产中形成了“九州”这样一个概念，对九州土壤与物产分布作出了整体判断，其中许多内容今天看也是十分准确的。这种整体理性判断为农业发展和文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王立胜：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了多维度的解释。地理学者认为这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中国是相对独立隔绝的大陆性地域，这使得中华文明在大航海和工业化时代之前不易与其他文明产生摩擦与碰撞。

考古学者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的格局，多个文化区既相对独立发展，又彼此接触、交流与互动。中原文化区之所以能够在其中脱颖而出，恰恰得益于农业这一最有发展潜力的生产方式。高密度的村落定居能生产足够多的粮食，使一部分人得以专门从事统治、管理、防卫、建筑、祭祀、手工艺等工作，并吸引周边更多族群在此聚集，繁衍生息、壮大力量，从而逐渐演化成一种以中原文化区为核心、其他文化区多层环绕的“重瓣花朵”格局。

尽管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耕文明从显性存在变为隐性存在，但农耕文明的元素依然能以不同的方式为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发挥作用，提供思想资源

主持人：探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农耕文明可以提供哪些启示和经验？当前我们传承发展农耕文明，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怎样的作用？

王立胜：尽管在百年城乡巨变、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传统农耕文明从显性存在变为隐性存在，但是，农耕文明的元素依然能以不同的方式为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发挥作用，提供思想资源。例如，思考乡村组织振兴的问题，村庄熟人社会是绕不开的关节所在；乡贤传统可以为探索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提供启示；乡村的各种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成为文旅开发的资源；传统农业技术可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源泉等等。

樊志民：现代化给工业与农业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但与工业和城市相比，农业农村的发展与进步仍是比较缓慢的。与此同时，农村的田园风光、清新空气，以及出入相助、邻里扶持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都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这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强调乡村振兴的要义所在。

乡村振兴几大目标中，我认为“乡风文明”是相对不太容易实现的，我们要让一个村子富裕起来，方式有很多，但是乡风民风这些存于人心的东西，必须要靠长期的文化教养，还有和谐的社会构造去培育，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耕读传家、睦族之道、乡贤文化等传统农耕文明中优秀智慧的作用。

闵庆文：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应当深入系统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重要价值，从中汲取有益养分、获取精神力量。

比如，农业文化遗产中量水定产等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理念，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技术和农林牧复合等农业生态结构，能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思想和技术借鉴；鱼灯舞、侗族大歌、哈尼古歌等乡村文化以及乡规民约等民间制度，能够提供乡村治理经验；乡村聚落、传统民居以及民俗信仰、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发展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资源基础。

主持人：从圩田、涂田、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到多熟种植、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等灵活种植方式，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相对领先的。今天我们发展现代农业，能从中汲取哪些营养？

王立胜：现代农业奠基于现代自然科学，一方面将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成果转化为育种、栽培、饲养等实用型的农业技术；另一方面将现代工业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各项农业实践活动。

相比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在生产效率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所具有的缺点和弊端。现代农业也被称为“石油农业”，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暴露出粗放消耗能源、不科学施用化肥农药、生产成本过高等问题。鉴于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生态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替代农业”。在这一意义上，我国古代农业思想和农业科技是一座无可比拟的资源库。

樊志民：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的耦犁雕像，展现了一种典型的小农家庭合作模式。合作性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传统耕作中，由于工具和技术不足，需要对劳动力加以组合才能完成一些耕作流程，于是诞生了“耦耕”这样的合力耕作模式。这种模式的劳动效率很高，包括儿童在内，家庭中的所有人都不会偷奸耍滑，大家都使出全力去耕作收获。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靠劳动组合创造比较高的劳动效率，体现了传统农耕文化的高超智慧。

而在现代农业中，劳动效率监督已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在规模化经营当中，很难像标准化的工业生产一样有效监督劳动效率。传统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当前我们发展现代农业，也应该对这当中的思想精髓进行研究和继承。

闵庆文：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的耕作经验和技术体系，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追求高产量、高效率、高效益，还应当追求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不仅要重视现代生物技术、装备技术、管理技术、信息技术等的应用，还应当从中国传统农业中汲取营养。

其中尤为值得借鉴的是传统生态农业的思想与技术，包括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中庸等为主要特征的整体性思维，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等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观，以广开肥源、培肥地力、用养结合、促进地力常新为主要特征的土地利用体系，以种养结合、复合经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田间管理体系，以阴阳辩证、相生相克、互利共生为主要特征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体系，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多种经营等为主要特征的良种选育技术体系和气候变化适应技术体系等。

中华文明具有复合的、柔性的内涵，是一种有温度、可塑性和融合性很强的文明。找准柔性的农耕文明与刚性的、充满张力的工业文明结合的路径，农耕文明乃至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必将展现新时代的魅力和风采

主持人：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传统与现代、创新与守旧的关系？怎样做到“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传统农耕文化，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

王立胜：从以农为本的生存方式到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生存方式，必然带来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

然而如何理解文明的转型？我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文明的转型意味着社会的核心“游戏规则”的转变，即工业文明的“游戏规则”替代农耕文明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文明的转型并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断裂”，新的文明必然包含了对旧的文明因素的继承和保留。换言之，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或者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动态的并置。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传统农耕文化？我认为，张岱年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在今天依然适用。其总体方法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即发展新文化，必须扬弃旧文化。扬弃的标准有两把尺子，一个是科学性，即是否符合实际；一个是进步性，即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致的。

樊志民：有人说过，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这就叫血脉。我们要发展，但是不能改变我们的基因、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传统农耕文化的生命和价值所在。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中，不只是工业化、城镇化指标，绿水青山、人情伦理这些要素都成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与协调的发展。学术界有一个“农业巨系统”的概念，就是说农业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科技、自然等各方面的“巨系统”，要靠统筹、整体、综合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因此，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系统思维在今天有着独特的优势，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运用系统观念去解决问题，实现平衡协调发展。

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耕文化的精华，具有多方面重要价值。但也必须看到，因为历史发展的原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农耕文化也有其局限性，需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对于传统农耕文化，内涵价值的挖掘比形式上的保存更为重要。例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地单靠小农经营模式很难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必须通过适度规模经营、适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来获得更好的效益。再如，传统农业生产更多关注农产品，忽视生态、文化与景观价值的实现。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文化、景观以及劳动力优势，通过拓展农业功能，培育专业性和兼业性农民以及新型合作组织，才能更好实现农业的多元价值。

主持人：您认为，中华农耕文明的现代版本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挖掘和阐发，才能让传统农耕文明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王立胜：去年，我们发布了《中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2018—2021）》，将过去一百年我国乡村文明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乡土中国”阶段（20世纪初至1949年）、“城乡二元中国”阶段（1949年至1978年）、“城乡两栖中国”阶段（1978年至2012年），第四个阶段是从2012年到未来的15至30年时间，在此阶段，我国日益呈现“城乡融合中国”的趋势。

对未来我国乡村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我们在报告中也作了展望。具体内容是，参照国外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乡村在快速巨变中出现的问题，从传统乡村文明中发掘萃取“教化教养”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在充分和精准地发挥我国组织优势的同时，让乡村基层治理内生出新的精神性内涵，最终滋养出对接历史传统、适应现代生活、提高群体修养的新的乡村文明。这当中，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落脚基层社区重塑“家园意识”，应是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构建的两个焦点。

闵庆文：中华农耕文明源远流长，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中华农耕文明创新发展也是一项重要任务。现代版的中华农耕文明应当具有时代内涵，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并融合现代文明理念，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华农耕文明历久弥新，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对于农业文化遗产而言，应当坚持“动态保护、适应性管理”思想和“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原则，把传统农业的理念和技术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去芜存精、活化利用，通过创新发展，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现代农耕文明。

主持人：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此大背景下，农耕文明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自身应该如何实现创新性发展？

樊志民：西方文明常用石头完成建筑，而东方是陶土、木头组合起来的世界，我们将水、火、泥土用智慧烧结，建造建筑、制作器具。在我看来，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复合的、柔性的内涵，是一种有温度、可塑性和融合性很强的文明。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多次两种乃至两种以上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带来了富有张力的游牧文化，厚重文化和有张力的文化融合互补，进而孕育出无与伦比的隋唐盛世。今天，我们同样面对柔性的农耕文明与刚性的、充满张力的工业文明结合的过程，找准二者结合的路径，农耕文明乃至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就会迎来全新的面貌。

具体到农耕文明自身，其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特色”，要有民族特色、文化特色、中国特色，而不是趋同。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在发展进步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文化遗产，是经验、理性与智慧的凝聚与积淀，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与完善，但作为底色与基因的东西，只会历久弥新而永远不会过时。

在我看来，“现代版的农耕文明”应该是既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五千年历史传承的乡村农耕文明，又体现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特征的现代文明，是传统和现代相互融合发展出的文明。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接纳现代科技文化，是中国乡村振兴、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主持人：从独具特色的二十四节气，到梯田、垛田、圩田、基塘等土地利用方式，再到耕读传家、敦亲睦族的家训家风，中华农耕文明是农业科技的理性智慧，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人情伦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农耕文明是基础和支撑，更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此，乡村振兴要做到塑形铸魂并重，物质精神并举，让亿万农民共享文化建设成果，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感谢三位专家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原文链接：https://szb.farmer.com.cn/2023/20230727/20230727_008/20230727_008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