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师者60年的坚守与追求
——记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语文特级教师于漪
参与2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评审、领衔名师基地定期培训、指导制定上海“十二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82岁高龄的她，依然铿锵行走、奋笔疾书、呼吁呐喊。为了更多教师的成长，她不遗余力。
她，就是在教育的田野里耕耘了整整60年的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在于漪心目中，教师要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淡泊名利，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攀登。她就这样努力攀登着，走到峰顶时，自己化作了山峰。于漪说过三句话，平白朴实却又内涵丰厚，道出了一位师者的坚守与追求。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头挑着学生的今天，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
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于漪有一种切身的体会：教师的责任大于天。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她认为上课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它关系着每一个孩子的素质培养，因为学校培养的是国家的后代、民族的后代。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面对孩子，于漪的心中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
她为母语的边缘化而痛心疾首，为功利化的课外作业挤占了学生的阅读时间而伤感。在一次研讨活动中，于漪忧心忡忡地说，新世纪中学生的心灵如同干涸的盐碱地，缺少精神养料。她大声疾呼：“不要让题海毁了孩子们。老师们要好好钻研学科的规律，将语文教学与民族精神教育、生命教育无缝对接，唤醒孩子青春的心灵……”
正因为如此，对于《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核心理念——“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于漪高度认同。她说，这是对急功近利教育行为的有力回击，将会起到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明天的国民素质取决于今天的教育质量。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正是着眼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对于一些新教材中传统篇目保留过少、新增篇目太多的状况，于漪隐隐担忧：“教材固然需要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打开学生的视野，但更要首先学好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培养的人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公民，应该深深打上中华民族的烙印，怀有一颗中国心。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每个教师的责任。”于漪坚定地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的导向不能动摇。
一肩挑着学生的今天，一肩挑着国家的未来。有了这样强烈的使命感，于漪自觉维护着师道的尊严。她说：“我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让自己的生命和我肩负的教书育人使命结伴同行。”站在为学生成长、为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她铸起伟大的师魂，自身也获得了崇高的人格力量。
“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但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
于漪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技能，修身养性为人师表。她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但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
对于学生的“不懂事”，于漪是这么看的：“他们毕竟是不成熟的青少年，如果他们都懂事，有很强的自控能力，学习做事都很自觉，还要我们教师干什么？”于漪认为，教师要教育学生成人成才首先要教育自己，诲人不倦首先要学而不倦。
每次上语文课，于漪都力求打破平铺直叙的套路，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带给学生深刻的课堂体验。一位多年追随于漪的教师说：“于老师从来不重复自己，即使是同样内容的课，也绝对不重复，每节课都是美丽动人的人文景观。”
“时代的活水要在课堂上流淌。”于漪注重结合时代特点，从身边获取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看到很多学生喜欢周杰伦的歌，于漪并没有简单地批评孩子，而是找来有关专辑认真试听，终于找到了周杰伦吸引孩子的原因：《青花瓷》等歌词从古典名章中寻找灵感，借鉴了传统文化元素，让学生乐意亲近；现代独生子女无人倾诉，烦闷时哼哼周杰伦的说唱音乐，是种很好的宣泄。许多学生得到了于老师的理解，高兴地说：“再告诉您第三个原因，周杰伦的歌，好就好在学不像。”半个多世纪的代沟一下子消除了，师生关系更加融洽，开展课堂教学时就有了更强的感染力。
“活到老，学到老。”60年的教育生涯，60年的艰苦探索，于漪没有一天停止过对教育的探索，不断从经验与感悟走向理性与科学。她已发表几百万字的教学研究文章和专著，留下了“学做教师”的探索印迹。
“我的心中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
1951年7月，22岁的于漪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来到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工作。她先是按照校领导安排教历史，后又服从需要改行教语文。第一次登上语文讲台，于漪讲授王愿坚的小说《普通劳动者》，组长徐老师在台下听课，她非常紧张。一堂课结束，徐老师失望地说：“你虽然在教学上有许多优点，不过语文教学的这扇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于漪深受打击，记住“不过”后边的话，暗暗下定决心：不仅要找到语文教学的大门，还要做出一番像样的成绩。
勤于学习、乐于学习，这是于漪坚持了一生的习惯。她的心中装着两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她认真向语文教研组的同事们取经，白天，她站在窗外，看别的教师是怎么上课的；晚上，她对着参考书仔细琢磨，不到深夜一两点钟不睡觉。教研组里共有18位教师，于漪把其他17位教师的长处都学来了；不到3年的时间，她自修了大学语文的全部课程。
作为一名非中文系“科班出身”的语文教师，于漪课堂教学的深刻思想、精湛语言、丰富信息常常引得听课者啧啧称赞，对视界融合、后现代等前沿概念，她也领会深刻，使用十分娴熟。于漪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知道了“阳春白雪”，还要弄明白什么是“引商刻羽”；听到温家宝总理引用“明年春色倍还人”，她穷究这句诗的来龙去脉，让它真正成为自己的内在积累。
于漪非常关心教师们的个人成长，从今年1月开始，她率专家组进行教师专业发展专题调研，对几十所学校进行了调研及现场评审，关注教师们的成长环境。近年来，于漪主持了“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于漪德育实训基地”等师资培训基地，同样将“两把尺子”传递给学员。在基地授课过程中，于漪注重引导学员之间彼此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每名学员都要说课、上课、评课，反反复复地实践，教后评论求其真。学员之间形成了坦诚交流的氛围，进行思想的碰撞，不避其短，实话实说。于漪说：“你好我好大家好是捧不出名师的。不是服从哪一个人，是服从真理，要与真理为伴。”
“从知之极少到知之不断地增加，是发奋学习的结果，要紧扣自己的工作、所教的课程来学习。”带着两把尺子，于漪走入了基础教育的大门，登堂入室，成为卓然大家。
爱心，坚守山乡三十七载
——记河南林州市卸甲平村小学教师王生英
“党和政府夸奖我，山里乡亲支持我。我没觉得在山里教书是难事儿。”刚获得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受到胡锦涛总书记接见的山村小学教师王生英这样说。
从1974年开始走上河南省林州市横水镇卸甲平村小学讲坛，至今已经37年，王生英也由天真烂漫的少女成为年过五旬、满头华发的“老”师。
“一个‘爱’字，将我拴住了”
谈起几十年当老师的风风雨雨，王生英乐观开朗：“一个‘爱’字，将我吸引住了、拴住了，让我一直坚守下来。”
“神圣天使”，王生英用这样的词汇表达自己最初对教师职业的感受和尊重。上小学时的一件事至今让她记忆犹新——有一次不小心，她将李老师的一瓶水踢翻，在山里，饮用水是非常珍贵的，特别是在以红旗渠闻名的林县（今林州）。王生英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李老师却微笑着说，没事的，别紧张。
这件事促使王生英走上讲坛，1974年高中毕业，她就在当地50多人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民办教师。37年来，她用爱心滋润着山里的孩子。现在一些学生的父母也曾是她的学生。
王生英教学的第一站是东平自然村。从家到学校，中间隔着一条大河，需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因为她幼年患小儿麻痹落下身体残疾，腿脚不便，摔跤是常有的事。
1978年6月，连绵大雨下个不停。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她拖着残疾的腿，冒着风雨，踏着泥泞打滑的山路，挨家挨户到每个学生家里上课、辅导、批改作业。20多天里，她每天坚持跑遍全村，决不落下一个孩子。乡亲们每当看到她这个样子，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疼地拉住她的手掉眼泪。
为了钟爱的教育事业，30多年的教学生活，王生英从来没有误过学生一节课。常年在山间小道上跋涉，她竟能在崎岖的山道行走自如了。
“承诺了让山区的孩子都能上学，就不能变”
让山区的孩子都能上学是王生英多年的愿望，她说：“我承诺了让山区的孩子都能上学，就不能变，就要坚持。”
1986年，王生英自愿到偏僻、艰苦的桃园学校任教。为了改善学校条件，她找来丈夫利用学生放学回家的时间，垒好土墩，修整不平的地面，为孩子们上课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又自己花钱，和丈夫修补教室。丈夫的支持让她感到莫大的幸福和鼓舞。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经常吃住在学校，工作到了忘我的程度。她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动着学生，也感染着无数的村民。
在教学上，王生英坚持重点突破，难点突出，她教学方法灵活，讲课语言简洁清楚，课堂气氛生动活跃。同时注重素质教育，教学生把知识变为能力，把“寓教于乐”、“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等融入到教学实践中。
卸甲平村学校尽管校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她考虑到学生的课余生活还很单调，于是就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3000元钱，购买了学生喜爱的图书，订了《小学生学习报》等报刊，建成了图书阅览室，让孩子们课余时间有了汲取精神营养的场所，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三十多年如一日，历尽艰辛，无悔追求，王生英默默诠释着自己对教师的深刻理解，对学生的深厚挚爱。
“有付出，才能换来山区面貌的改变”
为了孩子们读书方便，王生英曾经多年把学校办在自己的家里。她一心想把自己家的房子改造成大一点的教室。
1989年，因为爱人生病，家里欠了人家一大笔债，而她当时每月只有70元的工资，怎么办？夫妻俩横下一条心，把家里可卖的大豆、玉米、谷子、小麦全拉出去卖了，盖房的钱还是不够。夫妻俩就到东姚乡李家厂村赊砖瓦。为了解决木材问题，把家里的大小树木全刨出来，又到几十里外的姨父家借了椽子和檩条。在建房的日日夜夜里，她和爱人一起挖沙、刨石子、搬砖、和泥，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建成了孩子们日夜盼望的家庭学校。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她爱人又想尽办法，给楼梯走廊焊上了栏杆。
在以家为校的日子里，王生英一家四口节衣缩食，除了偿还欠下的外债，省下的钱不是给学生购买录音机、磁带，就是给他们添置学习用品。学生们的衣服脏了她给洗；学生们冷了，她给添加衣服、做棉门帘。孩子们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她就像他们的母亲。为了报恩，学生和乡亲们常常把家里的米、面、油、鸡蛋送到她家，她把他们的真情留下，把礼物一一退回，因为她办学不图别的，图的就是让孩子们好好学习。
20年以校为家，10余年以家为校，王生英教过的学生有的升入了大学，有的升入了高中，教学成绩多年在全乡名列前茅，数百名有知识、有文化的毕业生在改变着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这真正应了王生英的话：“有付出，有牺牲，才能换来山区面貌的改变。”
王生英的付出得到社会的肯定，她曾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七大。
她常常对青年教师说，要爱孩子，教会学生怎样做人，教会学生文化知识。
她是湖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又是葡萄种植户的“守护神”
20年来，她的足迹遍布湘鄂赣的56个县市，行程6万多公里，手把手教会农民种植新技术——
“葡萄教授”石雪晖
教授、博导、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在湖南，石雪晖很有名，但是9月5日上午，记者在葡萄园里见到的她，肤黑发乱，满头大汗，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拎着串葡萄，大热天还穿着双沾满了泥的雨靴，黝黑的手臂上满是蚊虫叮咬的红疙瘩。这模样，分明就是辛勤的农家大嫂，哪里像教授？
但是湖南的许多农民就认她这模样，就喜欢她这模样，“是我们农民的大恩人”，“是救星”，“活菩萨一样”，农民用自己朴素的话语这样夸赞她。因为有了她，湖南的葡萄种植从零星几百亩到如今的43.7万亩，湖南无数的农民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富翁。
为了让农民致富与葡萄结缘
37年前，24岁的石雪晖从湖南益阳沅江的一个农场考到湖南农业大学读书的时候，她没想到自己会一辈子与葡萄结下不解之缘，更没想到好不容易跳出农门了还要时时回到农村，还要干一辈子的农活。
1976年8月，石雪晖以优异成绩留校的时候，心中的理想是当一个好老师，为此她一次次地参加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考试，以弥补“工农兵学员”的不足。终于，1987年10月，她被派到日本做访问学者——这在当时的“工农兵学员”里，凤毛麟角。
曾经，在她的心目中，老师就是在讲台前上课，在实验室里做课题，但是湖南农大的老师们一直有个好传统，大批老师深入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作为农学老师，自己的工作重点到底在哪里？耳闻目睹前辈们的工作作风和在日本的一年学习，石雪晖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深的思考。一年的访问学者研究结束后，她婉拒导师让自己留下来继续读博的邀请，如期回国。
在日本，石雪晖主修的是柑橘。可是回来后，她却迷上了葡萄，因为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叫“提子”的葡萄，每公斤可以卖二三十元。“如果我们湖南的农民也能种上这种水果，致富就不用愁了。”石雪晖寻思着，并且在学校周围寻找这样的农民。
1993年6月，一个20多岁的年轻农民慕名找到石雪晖，这个农民名叫王先荣，高考落榜后在澧县家里种了27亩葡萄。那一年已经挂了果的葡萄突发疾病，种了6年葡萄的王先荣翻遍手头所有资料，问遍所有能够联系到的专家，还是无法控制病症。他急得背着病苗直奔省城，从省农科院到省农业厅，除了有人知道这个病叫黑痘病外，没有找到任何答案，最后经人指点，他找到石雪晖。石雪晖一边掏钱安排王先荣在招待所住下，一边连夜找来七八个专家，紧急研讨出7套整治方案。“我像得了宝贝似的,当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我顾不得休息，像揣着救命仙丹似的立马赶回澧县。”王先荣说，15天之后，黑痘病被全部控制。
这以后，离学校300多公里的澧县，就成了石雪晖的第二个家，也是她给学生上课的第二个课堂，当然更是她实现“提子梦”的地方。而澧县的葡萄，也在18年的时间里飞速增加到2万多亩。王先荣在她手把手的指导帮助下，不仅读了本科，还被湖南农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硕导；不仅建起了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的葡萄酒公司，2010年还将实现葡萄产业总产值1000万元；不仅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被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今年4月，还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跑遍三湘四水终圆“提子梦”
“提子梦”之所以难实现，是因为这个品种只能在年降雨量600毫米以下的地方种植，而湖南的这个数字却是1200—1700毫米，再加上南方昼夜温差小，高温高湿气候易导致葡萄多病、果实着色差、口味不佳，所以之前湖南乃至南方都没人种过。
但是石雪晖和她的科研团队，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硬是突破“禁区”，先后引进242个品种，从中筛选出20个；同时改变以往的栽种方式，采用嫁接育苗，从引进的38个砧木品种中，筛选出适合南方的4种砧木，大大提高了葡萄的抗性和品质；栽培上也研究出一系列的无公害配套技术。“提子梦”终于实现。如今“提子”已在湖南、江西、湖北等省成功种植，推广面积达20万亩。种植“提子”，至少比栽种欧美杂种葡萄，亩均增收3000元左右。
数字容易罗列，但数字背后，石雪晖付出的辛劳，难以言说。
南方农民种葡萄本来就是个新鲜事，种科技含量高的新品种，遇到的难题就更多了。20多年来，石雪晖领着她的学生们，常德、岳阳、怀化、郴州、衡阳，几乎跑遍了三湘四水，常常是农民一个电话，她起身就走，实在不行，她也会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指导。来自学校的一个统计是，从1988年到2008年，整整20年时间里，她的足迹遍布湘鄂赣的56个县市98个村庄数百户农家，行程6万多公里，为农民义务讲课140多场，指导农民新建果园2万多亩。
2007年，种植面积已达15000多亩的澧县，葡萄长势非常好，不少种植户预测至少可以亩产2000公斤，1公斤7元的话，亩均毛收入可以高达1.4万元。农户们心里乐滋滋的。可是眼看丰收在望，主要种植基地——兔子口村等地的葡萄却出问题了：一串串青葡萄一捏就掉水，县葡萄协会的几名干将甚至县委书记都不停地给石雪晖打电话。“是水罐子病。”正在岳阳出差的石雪晖当即诊断，她说，这种毛病很容易治，其实只要疏果就可以了，一株不要结太多，10—12穗就行，可当年兔子口村的葡萄却一株结果三四十穗，这怎么行啊，水分养分都跟不上，肯定得病。
“每株至少剪掉一半的果子。”紧急赶赴澧县的石雪晖苦口婆心地给农民做工作，可要农民将眼看到手的果子剪掉，怎么可能啊？“葡萄也要计划生育啊”，“比如你未成年的崽只能挑20斤，你非要他挑200斤，怎么可能？”石雪晖用农民最能接受的话一家家地做工作。“石老师，我们听你的。”农民们含泪疏果，“剪下来的青葡萄堆成了山，我看着也心疼，可不这样，农民会颗粒无收。”之后，石雪晖又指导农民松土补钾肥、叶面喷营养素等，很快，剩下的葡萄起死回生，喜获丰收。
3年完成了10年半的教学工作量
不停地往农村跑，还要不停地接电话、回邮件，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有邵东农民申文明要带着家乡的土请她鉴定是否适合种葡萄，“波尔山羊”养殖户询问“羊粪对葡萄的作用”，湖南大学大三学生黄金权替家在大别山的父母请教“哪些品种适合在家乡种”……而且不仅仅是葡萄，柰李、柑橘等许多水果，只要她知道的，只要有人求教，她就一定要设法解决。她的手机、邮箱，人们都能从网上查到。
与此同时，来自学校的统计表明，这么多年来，石雪晖虽然“只要哪里需要，她就愉快地奔向哪里”，但从来没有因此影响一点教学。她先后承担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生的教学，所授课程包括果树栽培学、园艺原理与技术、园艺概论、果树栽培生理等，1989年刚从日本回来时还连续3年给博士生、硕士生开设日语课。那3年，她的工作量为1476.6标准学时，相当于10年半的工作量。就是现在，她仍带有5个博士、3个硕士，每年工作量达900学时，而正常规定的才240学时。
“石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研究生徐丰告诉记者，他最开始时对自己的专业很不感兴趣，“怎么读大学还要像农民一样拿锄头”，但是为石老师的精神所感动，为农民们对石老师的尊敬所感动，本科毕业，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石老师的研究生。
老下乡，科研怎么办？“写论文肯定有影响。”石雪晖说，中国农业出版社、湖南科技出版社，约了她两本书，几年了，她都没时间动笔。记者查看有关统计也发现，这么多年来，石雪晖论文并不太多，专著也较少，“都在农民的果园里”，石雪晖与记者开玩笑。科研经费呢，更不值一提，那些年加起来才30多万，“现在我有钱了”，采访时她高兴地说。多少？“50多万吧。试验、下乡、给农民送果苗，给研究生发补助，这点钱，够用了！”其实哪够啊。获省科技进步奖的5万元资金，她全部用来补贴；许多时候下乡是自掏腰包，有时候，甚至让女婿当司机；学校里的2亩多科研基地，自己领着学生干，因为工人嫌太累跑了；20多年里自己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骑了18年的那辆被偷了，我又买了部新的。”采访时，她还特意告诉记者。
身为母亲、妻子，如今又做了外婆，整天工作、下乡，家里怎么办？说起这个话题，石雪晖不作声了。她说，女儿年幼的时候，一会寄放在老家、一会寄放在姨妈家，好几次，女儿都认不出她这个妈妈了，以致如今也同为大学老师身为母亲的女儿，再忙再累也不肯将女儿放到奶奶家带养，“有阴影。”女儿说。女儿管不了，丈夫也照顾不上，丈夫才57岁时，石雪晖就让他离职照顾家里，要知道，丈夫也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呢，可为了她的事业，他只能“做家庭劳模”，“比你这个全国劳模矮六级。”丈夫自嘲。
这一切，为什么？“只想让农民快点致富。”石雪晖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满面春风，黝黑的脸上放射出红葡萄似的光芒。
山乡娃儿的“鼎哥”
——记四川省平武县南坝镇中学教师任维鼎
个子不高、微胖身材，说到和学生相处的趣事，就咧嘴“嘿嘿”地笑……四川省平武县南坝镇中学教师任维鼎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是“憨厚、淳朴”。
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学生和老师，8岁的女儿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留下终身残疾；学校灾后重建，他再次冲锋在前，饱含激情地投入到复课、教学和班主任等工作；在中国最基层的乡村教育，他已经坚守20多年。
“我离不开山乡的娃儿们”
1989年，任维鼎从绵阳市江油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平武县坝子乡金宝小学任教。刚满19岁的他，本还是个大孩子，但已经成了山区小学生们的孩子王。
那是一个不通公路、信息闭塞的山村，学校6个年级，100多个孩子。“教室是几间摇摇欲坠的瓦房，从山脚走到学校要两三个小时。”任维鼎对学校的艰苦环境记忆犹新。
他一开始接手的是五年级学生，担任班主任并“包班”上课。“包班”，就是一人承担起语文、数学、音乐、体育、自然等所有科目的教学工作。把学生带到六年级毕业后，他又从一年级学生教起，同样是“包班”。
刚开始教书的艰苦与清贫，一度也让任维鼎泄气。当时正值商品经济浪潮冲击农村的年代，平武县许多人开始做生意。“好的时候，人家一天赚的钱抵得上我们教师一年的收入。”
收入的巨大差异让任维鼎心生不平，“为什么同样是付出辛勤劳动，教书和经商的差距就这么大呢？”一度，他还萌生了辞职的念头，但最后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那里的孩子们太懂事、太淳朴了，我不忍心离开他们。”任维鼎说起了当年学生们对老师发自肺腑的尊敬和爱戴：每天早晨，学生们会主动把开水端到老师桌上；宿舍菜吃完了，第二天便有学生把家里带来的新鲜蔬菜，偷偷放在门前；老师一旦生病，学生们都会抢着在病床前照顾……
在任维鼎看来，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是一件很愉快、很单纯的事，于是，他选择继续留在学校，留在最需要他的基层教育岗位上。
到金宝小学任教3年后，任维鼎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调入响岩乡平驿小学任教。这期间，他利用空闲时间参加自考，获得了专科文凭。又过了3年，他申请去了响岩乡中学，在那里任教8年后，30多岁的他再次调动，到了南坝镇中学，并坚持至今。
“20多年，我都在山区学校教书，离不开这里的娃儿们。看到他们一个个能学到本领、走出大山，我们当老师的再苦再累都值得。”任维鼎说。
“学校受灾，我要和大家并肩战斗”
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任维鼎等许多南坝中学老师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大地剧烈震颤的刹那，他正在操场上，组织学生参加体育测试。
“不好！地震了！”反应过来的他立即奔向宿舍楼，和值班老师一起大声呼喊还在午睡的学生，组织他们向操场疏散。
当学生们陆续撤离到了操场，任维鼎突然想起教学楼三楼供电房里还住着班上3个学生，而此时，教学楼一、二楼已完全塌陷了下去！
顾不得自身安危，任维鼎立即向教学楼废墟冲去。他大声呼喊废墟下学生的名字，终于听到他们的回应。“不要慌，要镇定，老师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任维鼎一边安慰学生，一边拼命用手刨挖砖头。这时，其他几位老师带着群众也赶了过来，他们找来钢钎、木棍，几经努力，终于救出了3个学生。
“教师宿舍废墟中还埋着两位特岗老师！”不知是谁在呼喊。任维鼎又一次冲进废墟中，奋力拨开废墟中的残砖断瓦，经过争分夺秒的搜救，两位特岗教师也得救了。
忙完了学校的几处救援，刚缓过劲来的任维鼎猛然想起南坝小学的女儿，而此时距离地震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任维鼎立即飞奔到南坝小学。学校校舍已经全部倒塌，正在读三年级的女儿被重重地压在废墟下，无法动弹。“你怎么才来啊！”妻子责怪着任维鼎。心急如焚的他一边呼唤着女儿的名字，一边拼命刨砖头。终于，在好心人的协助下，女儿被救了出来，但因为耽搁了时间，他的女儿左脚严重拉脱，加之感染，最后被迫截去4个脚趾。
然而，刚陪女儿做完第一期手术，任维鼎又出现在了学校，帮着清理废墟、抢救物资。校长让他多陪陪女儿，他说：“女儿有党的照顾，有医院的照顾，学校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我要和大家并肩战斗！”
暑假里，任维鼎主动报名参加了护校队。他和十几位留校的老师，白天顶着烈日从废墟中抢救教学设备，搬运救灾物资；晚上轮班巡逻，守看帐篷里的物资。有一天夜里突降暴雨，突发的山洪冲进板房教室。任维鼎惦记着教室里的物资，立即翻身起床，叫醒老师们，一起用盆子把灌进教室的洪水一点点舀出去。
“要真诚对待每一个学生”
教书育人20多年，任维鼎也当了20多年的班主任。他摸索总结出了自己的带班心得。“要真诚对待每一个学生，但具体的操作措施却可以因人而异。”
有一段时间，班上学生都迷上了看“街摊小说”，上课时也偷偷地看。任维鼎把几名成绩较差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单独进行说服教育，而对几名班干部却在全班点名批评。
班干部们感到委屈：“为何犯同样的错误，老师却有偏袒？”任维鼎说：“既然是班干部，理应起好带头作用，所以要更加严格要求，犯了错误，自然就要获得更加严厉的处罚。”
不仅如此，在学生犯错误的大小上，他也区别对待。“如果学生打架、抽烟，我不会劈头盖脸一顿痛斥，而是很有耐心、和颜悦色地给他们讲道理；相反，如果学生因为懒惰、粗心犯了哪怕是丁点小错，我就会特别严厉。”任维鼎认为，当学生犯了大错时，他内心其实已经意识到错了，老师只需讲道理，就能达到效果；反倒是很多小错，学生们并不以为然，如果不严格要求，最终可能酿成大错。
任维鼎对学生思想教育的方式充满了“艺术”，对学生们的关心也饱含真情。用妻子的话说就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扑在学生身上了，女儿都没有时间管。”
每天早上7点半，任维鼎便来到班上，带领学生做早操、晨读；晚上10点以后，他还在学生宿舍，监督他们按时就寝。
任维鼎对学生们的真诚关心，让学生和他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学生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私下里，学生们还叫他“鼎哥”、“老任”。“任老师课堂上显得很严肃，对我们严格要求，但课后的他又像变了一个人，跟学生打成一片，耐心解答我们各种困惑。”有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新的南坝中学建好后，任维鼎担任了学校教导主任，有关学校的事务多了起来。任维鼎便忙着所有老师的排课编班、青年教师的培训、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各种文字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一忙起来就不要命，晚上经常加班到两三点。”妻子心疼地说。
而每次面对妻子的嗔怪，任维鼎都憨憨地一笑：“学校现在正处于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不能因为我工作的失职，拖了全校师生们的后腿啊。”
“爱就是我的教材”
——记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园长吴邵萍
9月7日上午，在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工作才5天的年轻教师黄双雷正带着小朋友们做“拼贴服装”的小活动。园长吴邵萍静静地坐在教室一角，面带微笑，一边听课，一边记录。“帮助新工作的老师迈好第一步，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吴邵萍说。
1983年9月，吴邵萍作为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一名新教师，踏上幼教事业的舞台。转眼间，27个寒暑已过，从普通教师到园长，从“南京市名教师”到“江苏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吴邵萍爱护幼儿的故事，钻研教学的精神，在无数年轻幼儿教师看来就是一本内涵丰富的专业教材。
“好的幼儿教师，必定是爱孩子的”
每当有人跟吴邵萍探讨幼儿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她总是说：“一是建立情感，二是了解孩子，三是愿意付出。幼儿教育首先是爱，爱就是我的教材。”
“挚爱、善诱、严谨、宽容”是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的教风，“挚爱”一直被吴邵萍作为办好幼儿园的第一要素。在她眼里，孩子的心灵最纯洁，教师应该热爱每个孩子，爱孩子是幼儿教育的核心。
“一个好的幼儿园老师，必定是爱孩子的。”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吴邵萍就给自己的幼教生涯定下了“爱”的基调。当时，班上有一名叫时凯的小朋友，因年龄小，每天哭着不肯上幼儿园，睡午觉时经常被噩梦惊醒。吴邵萍就像慈母一样，每天早上从家长手中热情地抱过孩子，和他一起做游戏增进感情。时凯梦醒时常常哭，她就长时间地抱着他在园内转悠，尽管胳膊很酸，但她从不厌烦，直到孩子再次入睡。就这样整整过了一个月，时凯终于能愉快地入园了。
对待同事，吴邵萍同样不忘“爱”。作为园长，她时时处处爱护园里的老师，关心她们的生活，特别是对青年教师，更是像大姐姐一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在创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时，园里的青年女教师每天加班到深夜。为了她们的安全，吴邵萍每天“打的”挨个将她们安全送回家。这段时间，她总是在深夜一两点钟最后一个回到家。
“幼儿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
不可把孩子称为“小笨蛋”、不可佩戴戒指手链、与“宝宝”说话必须平视……几十年来，这些规定，已成为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的优良园风，代代相传。
“幼儿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幼儿的成长。幼儿教师要学会‘言传身教’。”吴邵萍说，就算是生气，也要与孩子共同探讨，坦诚地告诉孩子“老师今天很生气”和为什么生气，这样教师和“宝宝”之间才是平等的，幼儿才能形成无拘无束的独立人格。
“家长和社会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学前教育误认为是知识教育，而忽略培育思维和情感的重要性。”吴邵萍说，“幼儿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才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大事情。”在吴邵萍的带领下，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从幼儿主体发展需要出发，向幼儿开放最大的发展空间。
每次与孩子说话，吴邵萍总是蹲下去，从来也不拿手指指着孩子，永远都是柔声细语、嘴角含笑，永远都是“请”的姿态，永远都与幼儿保持平等。拿书给心情低落的幼儿，要选择不规则图形的，这样可以引起他的注意；与孩子相处时，永远是肯定和赞扬的状态……诸如此类的细节，吴邵萍每时每刻都在身体力行着。
在园内，她不仅认真观摩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活动，课后还与她们逐一反馈和互动，同时还定期上示范课，让全园教师观摩。
在园外，每学期她都会执教示范课，举办讲座，还承担了市区的带徒任务。目前，她已培养了1名特级教师、1名南京市名教师特级教师候选人、2名南京市学科带头人和多名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
更为可贵的是，南京市内无论哪个区、哪所幼儿园，只要找到吴邵萍，她都及时前往指导，毫无保留地传授她的办学经验及教科研成果；她甚至还远赴深圳、大连、杭州等地，为全国性的培训班讲课。
近5年，吴邵萍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讲课100多场，为幼儿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幼儿的一点一滴，都是我的研究对象”
小孩子哭或者笑的原因往往很简单，因“妈妈走的时候，没有跟宝宝说再见”而哭，因“塑料纸花在阳光下五光十色”而笑，对于这些细节，幼儿教师必须关注，吴邵萍说：“幼儿教育就是细节教育。幼儿的一点一滴，都是我的研究对象。”
很多听过吴邵萍讲座的人都会感慨：“没想到，孩子普普通通的跌一跤，都会成为幼教工作者深入研究的对象。”做一个研究型、专家型教师，一直是吴邵萍追求的目标。
为了构建自己的研究体系，吴邵萍27年来从未间断过学习。从一个中师毕业生一直学到大专、本科、研究生课程班，她自理了近万元的学费，平时抓紧点滴时间，经常翻阅各种报刊，每季读完1到2本理论书籍。
同时，吴邵萍始终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和科学探索，醉心于课题研究。从“八五”到“十一五”期间，她参与或独立主持了很多国家级、江苏省重点研究课题，并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陆续出版了研究成果《开放性课程在行动》等专著，主编了《托班课程》等书籍。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为一线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提供了直接的参照和支持，对幼儿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广泛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促使她快速成长，特别是在“幼儿音乐教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形成了具有个人独特见解的幼儿音乐教育思想和方法，成为远近闻名的专家型、智慧型园长。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也因此早在１９９６年就被确立为“中国早期儿童音乐舞蹈教育发展中心实验基地”，成为江苏乃至全国有名的音乐特色园。
在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有一个独特的的“南京师范大学专家团”。几乎每周都会有两位南师大教授来园里与老师互动，听老师讲课，然后讨论课堂细节，逐个分析解读。南师大拥有全国最一流的学前教育专业，在“专家团”的支持下，无论是吴邵萍还是普通教师，其专业水平都有了快速提高。
每次教授们来指导的时候，吴邵萍总是积极参与，并将其与教师的成长、园长的管理和幼儿园的发展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认真而细致的思考研究。“研究就是让工作更轻松。”一直以来，吴邵萍就是以这样的动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对她来说，学习研究不是工作的负担，而是让工作更为轻松的“法宝”。
“热爱孩子是教师的道德底线，了解孩子是教师的应尽义务，发展孩子是教师的永远追求。”
“我愿一生做一个好老师”
——记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四中教师汪金权
“我永远是一座桥，能让学生踏着我的身躯走向希望的彼岸，我就心满意足了。”——汪金权
“由满头青丝到斑斑白发，我对22年前的选择毫不后悔。因为我在蕲春四中收获了喜悦，收获了希望，也收获了社会的理解和尊重……我愿永远扎根大山，用一生经历，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好老师！”日前，湖北省举行汪金权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从汪金权朴实的话语中，人们看到了山乡教师的守望，也看到了山里孩子的希望。
23年前，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汪金权被分配到闻名遐迩的黄冈中学任教。一年后，他主动申请从黄冈中学调到地处偏远农村的蕲春四中，从此坚守在山区的讲台上。20多年来，他恪尽职守，教书育人，任劳任怨，并拿出自己大部分工资，帮助无数贫困学子圆了求学梦，自己却安守清贫，淡泊名利。他说：“我永远是一座桥，能让学生踏着我的身躯走向希望的彼岸，我就心满意足了。”
自愿从城里调到偏远农村高中任教
汪金权出生在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他，靠老师和乡亲们的帮助完成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业，并顺利考入大学。祖辈父辈的淳朴、善良和勤劳，深深地烙在了汪金权的心里，他时刻提醒自己，要常怀感恩之心。
1987年，作为解放后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汪金权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家乡最好的中学——黄冈中学任教。上班不久，汪金权到蕲春县四中看望高中时的历史老师顾凤鸣，顾凤鸣说起蕲春四中远离县城，师资和教学设施都很差，老师不愿意来，山里孩子没人教。汪金权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也是农村孩子出身，深知农村学校对好老师的渴求，思前想后，汪金权决定回乡。
四中是蕲春县最偏远的一所农村高中，办学条件落后，当时流传一首打油诗：“教书莫到四中来，路难走，夜难熬，刮风下雨怕屋垮，搂着被子跑出来。”四中校长石珍碧告诉记者，汪金权当初调入蕲春四中时，学校只有8个教学班、300多名学生和10多名教师，学校连老师的办公桌都无法做到一人一张。“在这样的条件下，汪老师20多年如一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样的精神让人佩服。”石珍碧说。
汪金权常说:“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给山区学生一双翅膀，让他们飞出山区，报效社会。”20多年来，汪金权为山区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每次上课前，汪金权都会安排5分钟让学生自由演讲或辩论，而每逢有毕业的学生从外地回来看他，他也总会让他们跟学生交流。汪金权说：“农村中学的学生接触外部世界很少，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差，语文课不仅要教会学生读和写，更要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
湖北省高中新课改实施后，汪金权除了要求学生每天交一篇字帖外，坚持不给学生留任何课外作业。他提倡学生每个月买一本书，全班同学交换着看，每个学生每个月至少读两本书或杂志。对于学生交上来的作文，他逐字逐句认真批改，有时批语比学生的作文还长。他要求自己的教案每届学生一更新。
“我希望的效果是‘一课一得’，让学生觉得，缺掉汪老师的一节课，就是一次损失。”多年来，在汪金权带的班级，语文成绩在全年级都是数一数二。在蕲春全县，虽然四中的教学水平处于中等，但该校的语文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
10多万元工资资助学生
地处鄂皖交界处的蕲春四中离蕲春县城有50多公里，来校就读的学生大多是安徽太湖县和蕲春北部贫困山区的学生。汪金权对贫困学生有着特殊的感情，从到蕲春四中工作的那一天起，他就竭尽所能帮助那些寒门学子。22年来，10多万元的工资，大部分都被他资助给了学生。“他给学生的钱，没有记在纸上，也没有记在他的心里。”四中教师汪文华说。
走进汪金权在学校的宿舍，简陋程度超乎想象——房子是没有经过任何装修的毛坯房，厨房的墙边堆满了柴火，客厅只有一张旧方桌和几条长凳，房间里几块木板垒起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两只木箱子装着汪金权的全部家当，家中唯一的电器是一个电饭煲。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汪金权的宿舍里，还摆放着学生的架子床，经了解才知道，多年来，学生与汪老师同吃同住已成为四中一景。汪金权经常把一些贫困学生安排在自己的宿舍里，“全方位”帮扶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最多的一次，他安排了8名学生住进了自己的宿舍。汪金权不仅负责学生的吃住，也在学习上和思想上给予学生最大的帮助。
如今在蕲春县方志办工作的戴鑫10多年前是汪金权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又和汪金权一起并肩执教10年，他说：“汪老师不仅教给我知识，还让我学会承担，学会做人，我在汪老师身上汲取了用之不竭的经验和财富。”1992年，家境贫寒的戴鑫考取了蕲春四中，家里拿不出几百元的学费，眼看就要失学。汪金权得知后，慷慨解囊，为戴鑫垫付了学费。戴鑫有胃病，汪金权自己掏钱买来中药，在自己的宿舍里生起炉子，亲自给他煎药；戴鑫身体不好，汪金权每天早上陪戴鑫晨练50分钟……
大学毕业时，戴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蕲春四中教书，他说：“那里不仅有我恩深似海的汪金权老师，也有无数像我一样渴求知识的山里娃。蕲春四中多了一个戴鑫，也许就多了几个乃至一群能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的孩子。”戴鑫忘不了每次和汪老师一起下乡的情景，“总有很多学生家长，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还争着拉他去家里作客。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还有什么比受学生爱戴、家长敬重更光荣的呢？那一声声问候、一张张笑脸，不正是对一名教师最大的认可吗？”
永远与山里孩子相伴
从几十元，到数百元，每逢遇到困难学生，汪金权都会伸出关爱之手。可就是这样一位对学生万分慷慨的老师，在面对自己的家人时，心里却总是愧疚万分。
汪金权是学校老年教师中唯一没有买房的人。他70多岁的母亲至今仍在田里辛勤劳作，体弱多病的妻子不堪重负精神分裂，小儿子在一场大病中变成了痴呆，一家老小至今还住在大山深处的老屋中。20多年来，汪金权的工资从最初的几十元涨到2000多元，但他却未能撑起自己的家业，反而成了全村最贫困的“公家人”。一个个孩子因为他的资助延续了学业，甚至改变了命运，然而，等到自己的大儿子汪品超上大学时，他却拿不出学费，靠亲朋好友东拼西凑，儿子才得以入学。
然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汪金权也没有停止过资助学生，更没有将自己的痛苦和压力带到课堂。妻子重病的那几年，除了极个别情况下不得不请假，只要是正常上课，他从未迟到过一次，同事们大多是在多年后才得知他家里的情况。“高中生的学业负担本来就很重，有些学生还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我怎么能表露自己的痛苦、增加他们的压力呢？”汪金权说。四中校长石珍碧告诉记者，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汪金权老师关爱不断，但他把慰问金都用来资助困难学生，自己仍旧过着清苦的生活。
20多年来，全国优秀教师、黄冈市劳动模范等社会荣誉加身，汪金权有很多机会走出大山，改变命运，但他无一例外全都拒绝了，始终如一地坚守在山区的讲台上。身边的人都说，老汪这是图什么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身追求。我的毕生追求，是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永远与这些大山的孩子相伴。”汪金权说。
“育人是我的第一职责”
——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姜伯驹院士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搞一些研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比自己取得一两项成果更有价值。要使我国科学技术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花大力气培养好青年一代。
在名师荟萃的北京大学，有这样一位院士教授，他不仅学问做得好，课讲得更是受欢迎。授课，他看重因材施教，希望每个人都能体验成功；育人，他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学生成为院士、获得大奖，他打心眼儿里高兴。50余载春风化雨，半个世纪桃李满园，他就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姜伯驹。
亲自批改作业50年未变
姜伯驹院士在北京大学执教50余载，一直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他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尽管兼职多，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繁忙，担负的研究工作也很重，但他从不因此占用上课的时间。
数学学院不少学生都向记者反映，姜老师是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最令他们感动的是，姜老师身为院士，仍坚持亲自批改学生作业。“只有这样，才能从中找出共性问题，真正了解学生的弱项究竟在什么地方，再来调整改进教学内容。”姜伯驹如是说。亲自批改学生作业，这种习惯姜伯驹一直坚持了50年。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尤承业在做学生时，曾听过姜伯驹对一个定理的证明。令他惊讶的是，通常要花两星期才能讲完的课，姜伯驹仅用一次课就讲完了，而且思路特别清晰。姜伯驹一向反对照本宣科，他认为教师一定要对教学内容融会贯通，还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情况把自己的体会传达给学生。
著名数学家、曾经师从姜伯驹的王诗宬院士说：“姜先生做事一向认真。上世纪80年代早期，有学生找姜先生请教，没有联系上。姜先生知道后，骑着自行车到学生宿舍找到这个学生。姜伯驹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就连谁没有拿到讲义这样的小事儿，课间他都会过问。”
在姜伯驹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姜伯驹告诉记者，那是为了方便与学生探讨问题而挂的。平日里，学生可随时到姜老师办公室请教，一起在黑板上涂涂写写。
姜伯驹说，做教师的最大乐趣是与学生的互动。学生求知欲旺盛，提出的种种问题引人思索、催人前进。学生们使他感觉永远年轻，并在相互的交流与切磋中，给他的教学和科研带来灵感。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
从求学到任教，姜伯驹在北大校园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常说，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学会了独立思考，培养了前瞻的目光，养成了严谨、务实的学风。
1953年，年仅16岁的姜伯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学期间，他的成绩名列前茅，并两次被评为北京大学三好学生。留校任教后，他有幸成为著名数学家江泽涵先生的助手。从此，姜伯驹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动点理论和低维拓扑。在当时，国内这个领域还鲜有人问津。
1964年，姜伯驹在尼尔森数的计算问题上取得突破，他所创立的方法在国外被称为“姜子群”、“姜空间”。1978年以后，他将不动点理论与低维拓扑学结合起来，全面解答了已有50年之久的“尼尔森不动点猜测”。1983年，姜伯驹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搞一些研究”。这是姜伯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始终强调，他的职业是教师，“育人是我的第一职责。”他站立在数学讲台前，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着年轻人成长。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集体完成的《数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他为有自己的一份贡献而自豪。
从青春少年到知名学者，姜伯驹在付出巨大努力的同时也收获了荣誉：数学科学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陈省身数学奖获得者，华罗庚数学奖获得者等。 然而，当有人称他为“大师”时，姜伯驹说：“大师的资格我不够，做学问、做事情、做人，还有很多要学习。”
“育人比自己出成果更重要”
姜伯驹院士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家。他继承了他的老师江泽涵先生甘为人梯的精神，培养人才不拘一格，非但不要求学生因循导师，还鼓励学生另辟蹊径、自主创新，对学生的研究工作给予宽松的环境和无私的帮助。
在姜伯驹的帮助和影响下，一批青年学生赴美留学深造，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王诗宬、段海豹、周青等已陆续学成回国。他的学生王诗宬于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卓有成就，造就了国内拓扑学领域生气勃勃、后继有人的局面。
“育人比自己出成果更重要。”姜伯驹深感中国数学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希望在下一代身上。他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比自己取得一两项成果更有价值。基于这样的理念，多年来，他花费大量时间寻找体现最新思想的材料,组织研究生学习。
低维流形是拓扑学中最年轻且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姜伯驹首次访美时,我国还无人涉猎低维流形领域，他宁愿少出论文，毅然把主要精力转向低维流形。1980年夏，他向北大学生介绍了这一理论。1981年，他开设了低维流形课。
作为国际拓扑学领域的专家，如今已73岁的姜伯驹坚守自己的“第一职责”——教书育人。在学生看来，“姜老师的课堪称完美”。姜伯驹讲课严谨认真、循循善诱，他表达叙述非常讲究，每个概念的来龙去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经常提出有趣的问题来激发学生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姜伯驹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姜伯驹的影响和帮助下,一批学生在低维流形方面已取得好成绩,有的已开始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成为我国低维流形研究的骨干力量。姜伯驹为此所作的努力，得到国际上许多数学家的赞赏。
“数学系不应只培养数学家”
在姜伯驹看来，“数学系不应该只培养数学家，要为学生将来的去向、个人的成长考虑，要培养一大批懂数学的人，懂数学就是要有数学修养，然后到各行各业中去发挥作用。”
为了促进数学的发展和应用，姜伯驹曾牵头14个院校参加原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数学类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主持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改工作，把数学系和概率统计系整合起来，组建了科学与工程计算系和信息科学系，成立数学科学学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鉴于数学和金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姜伯驹牵头在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成立了金融数学系。姜伯驹希望中国的数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自然科学界、工程技术界、生物医学界，以至社会科学界的人都能比较多地了解数学。另外，很多在数学系受过很好数学训练的人也能进入到其他领域去。
姜伯驹同样关心中小学的数学教育，他倡导“通过数学培养国民素质”。姜伯驹认为，中小学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比大学教育更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风气都比较重经验轻理论。因此，数学教育还应担负起理性文明和科学精神启蒙的使命。数学能够训练出其他学科所需要的清晰思维的智力。
在姜伯驹看来，最简单的东西，往往也是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通过对简单的把握，建立思维体系，通过推理，得出的结果往往是惊人的。这就是数学思维，是科学精神。“这是培养独立思考的基本的一步，数学教育是培养孩子明辨是非的重要环节。”
如果从1953年考入北大算起，姜伯驹已经在北大度过了57个年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北大”。如今，凝聚着老一辈数学家心血的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门类齐全、学科完善、师资雄厚，在全国高校的数学学科院系中始终名列前茅，这让姜伯驹倍感欣慰。
在师生眼中，姜伯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家，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名师，更是一位为我国培养了众多优秀数学人才的学界前辈。对此，姜伯驹表示：“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教师。我爱我的教师职业，我庆幸选择了教师职业。”50多年一路走来，执鞭从教成为姜伯驹的最爱。
醉心职业教育的“徐琢磨”
——记天津市电子计算机职业中专学校高级教师徐英杰
我喜欢了解新东西、学习新知识、琢磨新事物，紧跟时代脚步的职业教育最适合我。——徐英杰
他，年纪轻轻，却在教育教学中取得突出成绩：培养多名学生在全国、全市大赛中获奖，组织教师研发编写中职教材在全国发行，组建学生创意实践工作室培养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识和能力，10年前即被评为天津市职教系统最年轻的高级教师，是全国首届职教名师、教育部计算机设备配置与规划特聘专家。
他，普普通通，却在中职教育战线出类拔萃，获得诸多荣誉：天津市河西区师德楷模、学科带头人、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还被评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被聘为天津市职教中心“微机原理”学科兼职教研员。
他，就是天津市电子计算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高级教师徐英杰。谈起成绩和贡献，他说：“成绩只能说明过去，未来还要不断去努力、去开创。”
钟情职教真诚对待每个学生
学物理的徐英杰1993年大学毕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计算机职专这所在天津小有名气的职业学校。“我喜欢了解新东西、学习新知识、琢磨新事物，紧跟时代脚步的职业教育最适合我。”因此，他择业时不但选择了职业教育，而且还放弃了多家计算机公司的高薪聘请，执著地耕耘在职业教育这片土地上。
徐英杰爱他的专业，爱他的学生，钟情于职业教育。作为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师，他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这些年，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有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穿梭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大量订阅专业报刊，探寻最前沿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同事们说：“徐老师干什么事情都要琢磨透了。”
“虽然辛苦，但快乐更多。” 徐英杰在工作中体验到了幸福与快乐。他真诚地对待每个学生，从不以好和坏来区分学生。男生小刘，不爱学习也不守纪律，对同学还很霸道，就连家长对他也束手无策。徐英杰觉得对同学暴力相向其实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他看到的是小刘拥有的扭曲的成就感，徐英杰下定决心要帮助他实现真正的成功。
通过细心观察，徐英杰发现小刘爱玩电子游戏，就提出要和他比试，小刘连输了几回，徐英杰坦言：“我作弊了！想知道怎么弄的吗？”小刘瞪大了眼睛连连点头。徐英杰就教他怎么用修改器，其中涉及不少计算机知识，但这些理论小刘却一概听不懂，徐英杰就趁势说，原理书上都有，看书去，有不懂的就问。后来有一次，小刘的电脑坏了，自己怎么也摆弄不好，就拿到学校，徐英杰10分钟就修好了，小刘对徐英杰崇拜得五体投地。徐英杰趁机说，这种故障，维修课上都讲过，并要小刘好好补课。
从此以后，小刘像变了个人，学习用功了，遵守纪律了，和同学的关系也好了，不但能修自己的计算机，还经常帮助同学修理，老师、同学、家长都反映小刘终于“走上正路了”。
徐英杰把精力和智慧奉献给学生，以自身的人格影响学生，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17年来，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成为全国技能大赛的高手和IT行业的技术骨干，由他指导、70名学生参与成立的创业实训工作室——修罗数字媒体工作室，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针对不同学生设计不同教法
徐英杰教育理论功底扎实，教学中善于创造性地选择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过程，课堂教学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开放性、综合性、实践性的特点。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叫“徐琢磨”。
在讲“模拟电路”一课时，学生们看到电路中都是晶体管、电容、电阻等元件，觉得既枯燥又难学，顿时没了兴趣。不料想，徐英杰突然拿出个半导体说：“这是我自己做的，学完这一课你们都能自己动手做。”讲台下的一双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于是，学生们在他的带领下边学边做，各种电路的结构、振荡器的结构、电感和电容的原理在不知不觉中就掌握了。下课铃响了，学生们仍然兴趣盎然，舍不得放下手里的半导体原件，学生们就这样被徐英杰领入“乐学”之门。
徐英杰善于因材施教，同一门课程，在不同的班级，他讲课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原理讲解，有的侧重于指导实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学有所获。倘若遇上进校前就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学生，徐英杰就更上心了，费尽苦心要把他们培养成才。有个男生一年级就考了很多证书，傲气十足，但实际上他的实践能力很欠缺。徐英杰就把他带进实验室，既让他在实验中弥补实践动手能力方面的不足，又让他在实验中认识自己的不足，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在徐英杰的引导下，那个男生后来竟迷上了实验室，实践能力提高了，人也变得谦虚了。
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徐英杰更着重引导他们掌握方法，鼓励他们创新探索。有一个学生爱好网页设计，徐英杰就给他提供相关资料，让他自主学习动态网页，还把学校的网站交给他管理。徐英杰还采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把计算机辅助教学作为手段，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在“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课程中，他制作的课件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学生在计算机上练习主板部件的安装和设置，既让学生掌握了操作技巧，又为学校节省了费用，取得了突出的教学效果。在期末考核中，使用课件的学生对该知识的掌握率达到了100%。
职业学校学生的实践技能水平，关系到他们的就业前途。培养什么技能，如何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是徐英杰反复琢磨的问题。他提出以用人单位要求为目标倒排课程的思路，组织科研人员编写了多门实训课校本教材，并组建特长班，将“并行线形授课方式”改为“串行模块化授课方式”；他不辞辛苦指导学生为学校维修计算机、建设新机房、维护学校的网络系统，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并为学校节省了数十万元。他教过的毕业生成了用人单位的抢手人才。
徐英杰制作出不同专业的教学课件几十个，指导多名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课堂质量和效益。经他指导的教师参加天津市职教创优课，获得了两个一等奖。
指导学生技能大赛屡获大奖
2007年暑期，在四川举行的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上，由徐英杰等4位教师带领的天津代表队一举夺得计算机类竞赛的1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和2个三等奖。
从此以后，天津电子计算机职专的比赛成绩一年好过一年，今年更是几乎所有项目都是一等奖，学生张居信还获得了全国计算机组网络技术比赛的一等奖第一名，有人因此称天津电子计算机职专为“职教状元”。
徐英杰指导大赛真可谓呕心沥血。有个叫吕鸿儒的学生，是电脑游戏高手，但他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缺乏兴趣，性格也内向。徐英杰吸收吕鸿儒参加了计算机兴趣小组，发现他有制作小游戏的想法，就和他一起编程，为改变他不爱与人交流的性格，还让他担任了负责人。渐渐地，吕鸿儒变了，开始了常规的计算机学习，并在学校技能比赛中屡屡获奖，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校的大小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凭借着扎实的组网技术，吕鸿儒入选全国技能大赛天津代表队，并最终在大赛中获“组网技术”二等奖，被保送到高职院校深造。如今，他已被一家大计算机公司聘用，成了技术骨干。
徐英杰在出色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积极投身教学科研，编写了天津市职业高中“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学科教学大纲、《WINDOWS操作与应用技术》和《计算机应用基础》教材，撰写了多篇论文。他的研究成果多次在市及全国获奖；他的课获天津市职业高中优秀课评选一等奖；他制定的《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专业仪器设备配备标准》，成为该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的部颁标准。
徐英杰没有自满，他的脑子里有解不完的自选题。如今，他又把建立实训教学的“闭环培养模式”作为新的研究课题，力图引入多个反馈机制，包括为每个学生建立电子实训档案，以便通过科学严密的管理，及时了解教学效果，培养更多的优秀毕业生。
让无声世界奏响天籁之音
——记福建省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黄金莲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人们或许不知道，报告中“关心特殊教育”这句话，竟然来自一名闽北山区基层学校普通校长的建议。
这位校长就是福建省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黄金莲。1991年，她在一片茅草丛生的荒山上建起了三明市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招收的特教生从最初的28人发展到如今的182人，教学班级涵盖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
荒山上办起特教学校
1971年，17岁的黄金莲在一所初小校担任民办教师。半年后，她到原三明师范学校普通师范专业就读。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任教。由于教学业绩突出，她先后担任了三明市梅列区洋溪中心小学总辅导员、副校长、校长等职务。
1991年，三明市决定建立全市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人选却令人发愁。几经讨论，市教育局一致认为黄金莲最合适。考虑到工作的艰巨性，上级给她提供了三个优厚待遇：在市区安排一套住房、爱人可以调动到市区工作、可以带几名助手。
当时的黄金莲很茫然，因为她对特教工作一无所知。不少同事、朋友劝她不要接手这项工作：“去教那些聋哑人，出不了什么成绩呀！如果干不好，还会抹杀了你以前的成绩。”
对此，黄金莲有过动摇，内心有过挣扎，但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想到每年只有两三个聋哑孩子有机会到外地上学，黄金莲便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特教事业干好，填补三明市特教事业的空白。”
同时，她委婉拒绝了上级给予的三个优厚待遇，仅从学校带了一名副总务主任当助手。
建特教学校完全是零起点，建校地点是市区郊外一片长着茅草的荒山，黄金莲接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兴建校舍。
市财政拨款300万元盖学校，但经核算，300万元只够建一座综合楼。于是，她开始千方百计省钱。建校之初，她舍不得在城里租办公室，但家又住在偏远乡镇，于是她每天早上6点就出门赶第一趟进市区的班车，然后走10余公里到学校。
1992年春节，综合楼终于盖起来了，学校招收了第一批28名盲聋哑学生。她跑遍了全市的工厂，买来便宜又优质的办公用品和教学设备。由于农村的课桌椅比城区要便宜一半，她便带着男教职工乘坐拖拉机到乡下去搬运课桌椅。
18年过去了，黄金莲仍对1992年的春节记忆犹新。那时，综合楼刚刚竣工，学校四周没有围墙，她主动承担了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的值班。当时，这幢楼没有通水通电，只能点蜡烛照明，用煤炉煮饭，用水就到隔壁的园林处去挑，晚上则住在黑灯瞎火的大楼里……
千方百计给孩子找前途
没搞过特殊教育的黄金莲，并非两眼一抹黑，她在教学和办学上有自己的思路。
黄金莲第一个目标就是学会手语。独处时，她认真看手语书自学；晚上，她向特教专业毕业的教师学习手语；白天，她就把自己学会的手语教给学生。若遇到手语水平较好的聋哑学生，她则把字写在纸上，让学生教自己。一年后，黄金莲便能用手语与学生无障碍地交流。
在办学经验上，黄金莲注重向其他聋哑学校取经。1993年，她带领教师们到福建省其他县市的聋哑学校考察，学习教育教学及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考察中，黄金莲发现了聋哑学校的一个重大弊病——混合班教学，即不论学生是否有听力，一律打手语。“有一些听力的学生，不让他们通过听来训练说话，多可惜呀！”黄金莲感叹道。
回到学校，黄金莲便通过测听器对每一个聋哑学生进行听力检测，把有部分听力的学生分在同一个班级，完全没有听力的学生分在一个班级。对于有部分听力的学生，黄金莲让他们戴着助听器直接听，教师上课尽量不使用手语，而是努力训练学生开口说话。在教师的辅导下，有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能说话了，不用依赖打手语与人交流了。不少家长说：“铁树开花，聋哑人说话，奇迹呀！”
这一年，原福建省教委在三明召开全省特殊教育现场会，推广该校聋哑学生分类教学班的做法。
黄金莲还介绍了学校一些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举措：1998年，学校开办了职教班；2006年，学校开办了聋哑学生高中班；2008年，学校开办了聋哑学生学前班；2010年，学校开办了智障学生职业班。
黄金莲说，学校现在开设了美容、烹饪、裁缝、木工等10个职教班，让学生都有一技之长，毕业后能靠手艺谋生，“有的学生开了金银首饰加工店，一个月可以挣一两千元呢！”
在校孩子一个也不能少
黄金莲深深地感到要干好特殊教育，首先必须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十几年来，她凭着女性特有的慈爱，对聋哑儿童的健康成长倾尽爱心。她提出，要用“爱心、耐心、信心、诚意、愿意”来对待工作。她这样做了，也要求老师们这样做。
1998年，有一位来自永安市的聋哑孩子因父亲突然病故，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他母亲来到学校要让孩子退学。得知这一情况后，黄金莲带头捐款，全校教职工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为孩子解决了学费。母亲激动地对孩子说：“你是妈妈生的，但你是老师们培养的，你就认黄校长做妈妈吧！”
类似的事情举不胜举。然而，最令人感动的是黄金莲亲自“主演”了一个真实版的《一个都不能少》。2002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早上，5名聋哑学生向学校请假到校外超市购物，一个小时后仍没回来。学校教师赶到超市一看，哪有学生的踪影！超市的人推测说，可能被外地的聋哑人骗走了。当天，黄金莲立即组织教师在三明市区附近到处寻找，毫无所获。
报案后，黄金莲赶印了大量的寻人启事，和教师们一起四处张贴。一天天过去，热心的电话一个个打来，教师立即跑过去辨认是否是学校的学生，仍无果。黄金莲说：“有时半夜接到相关消息的电话，我们也立即起床前往辨认。”
把三明的大街小巷、乡镇农村找遍了后，黄金莲带领教师们到福州、厦门、南平等地寻找。终于，他们在厦门获得了一条线索：5名聋生可能被骗到湖南长沙了。于是，黄金莲和教师们马不停蹄地赶赴长沙，向长沙市公安机关报案，与公安人员一起到一个个收容所、派出所寻找。
结果，他们不仅找回了5名聋哑学生，还帮助长沙市公安部门破获了一个外地聋哑人盗窃团伙，解救了全国各地被骗的在校聋哑学生200多名。长沙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我们以前也破获过聋哑人犯罪团伙，也知道一些被骗的聋哑人还是在校读书的学生，但是却不知道往哪里送，你们学校由校长带队来找学生，还是第一回遇上呢！”
10余年来，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一个也不少！人们说，是黄金莲用爱心换来了孩子们的希望，让孩子们无声的世界有了天籁之音。
坚守“生命禁区”的讲台
——记西藏仲巴县仁多乡完小校长普琼
青藏高原海拔5000多米处有一个仁多乡，这是西藏海拔第二高的乡镇，素有“生命禁区的禁区”之称。在这里，有一名34岁的年轻小学校长，带着11名教师，为了227名藏族孩子，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坚守在“生命禁区”的讲台上，把“人民教师”四个大字写在圣洁的雪域高原上。
没有惊天动地的行动，只有平凡与坚守，他就是西藏自治区仲巴县仁多乡完全小学校长——普琼。
“选择了教育就要对得起这里的孩子”
仲巴，藏语的意思是“野牛之地”，位于西藏西南部，全县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历史上，仲巴曾经因为环境恶劣、沙进人退而三迁县城。
仁多乡位于仲巴县北部，是全县气候最恶劣的乡镇，也是距县城最远的乡——足足470公里，如遇大雪封山，从仁多乡到县城的距离则有900多公里。因此，仁多乡还有一个名字——“生命禁区的禁区”。
“说起仁多，几乎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教书。”仲巴县教育局局长班久告诉记者。
2003年，得知仲巴县缺少教师，在日喀则地区教育局的鼓励下，普琼毅然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条件比较优越的康马县，来到了条件艰苦的仲巴县仁多乡。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刚从拉萨师范学校取得了藏语文专业大专学历，又在康马县萨马达乡孟扎村的一师一校教学点做了8年代课教师，刚刚转正，家庭贫困的普琼完全可以选择条件更好的地方和学校任教。但新婚不久、正怀有身孕的妻子非常支持他：“为了学生们，你去仁多的学校吧。”
一到仁多乡完小，普琼的心凉了一截：这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电视信号，甚至电也只是晚上才供应3个小时，几间破旧的校舍，老师宿舍几乎半塌，全校只有3名代课教师……
“乡里来新老师啦！”很快，这个消息便在仁多乡的牧民中传开了。牧民们骑着马、开着摩托车赶到学校，只为看一眼新来的老师。
面对孩子们的笑脸、牧民兄弟的热情，普琼决定留下来：“仁多乡虽然条件艰苦，但既然选择了教育，就要对得起这里的孩子。”
这一年年底，普琼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但他竟然没有回家看过一次妻子和孩子。不过，普琼的妻子却毫无怨言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
连夜步行几十公里找回辍学的孩子
在内地为创造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公平而努力的时候，作为西藏一个偏远边境县，仲巴县依然在为实现“一个孩子都不能少”而努力。
“仲巴是一个纯牧业县，牧民群众思想相对保守，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学生辍学回家放牧的事时常发生。”来到仁多乡完小后，普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辍学的孩子找回校园。
2003年3月的一个晚上，普琼正在查寝，突然发现一名学生的床铺空荡荡的，孩子逃学回家了。普琼立刻向同事借了一辆摩托车，向60多公里外的学生家追去。
由于路况差，刚离开乡所在地不远摩托车就坏了，普琼决定走路继续追。3月的高原之夜，夜黑风急，四周还不时有野兽出没。几十公里的崎岖山路，普琼硬是一个人连夜赶到学生家中。
见到老师突然出现在自己家，学生和家长都大吃一惊，连忙为普琼倒水。来不及喝一口水，普琼就开始认真地做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先是讲法律、政策，再讲身边的事，几个小时下来，固执的学生家长终于被普琼的执著感动了，同意送孩子回学校。
从此，这名学生学习特别认真，每次假期结束后总是第一个返回学校。如今他已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生，他的父母也成了仁多乡远近闻名的义务教育宣传员。
“仁多乡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路，像这样一个人连夜步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山路找回逃学的孩子，露宿草原、忍冻挨饿，对普琼来说是家常便饭。”班久说。
每次遇到不愿意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普琼就会从身边拿起一个食品包装袋作为“道具”，指着上面“生产日期”、“保质期”的字样考家长，把不识字的家长考得一头雾水。听过普琼解释这些词的意思，恍然大悟的家长也痛快地同意把孩子送回学校。
每逢学校放假，普琼都会再三叮嘱家长，保证开学时学生能按时返校；新学年开学前，普琼会拿着乡政府统计的适学儿童名单，挨家挨户上门作动员。
仁多乡的几个村分布零散，距学校较远，每次去村里“劝学”、“保学”，一趟就要花好几天时间。几年来，为了不让乡里一个孩子辍学，普琼几乎没有休过一次完整的假期。
“正是普琼校长这样无私的付出，控辍保学难度最大的仁多乡，才成为全县乡镇小学中适龄儿童入学率最高、巩固率最好的乡镇，入学率达到了100%。”班久告诉记者，仲巴县也于2009年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两基”验收，这是仲巴教育的一个里程碑。
“这几年，学生逃学的事已经很少发生了。牧民们也都知道上学重要，都愿意送孩子来学校读书了。今年学校一年级招了70多个孩子，第一次分成了两个教学班。”普琼高兴地说。
牧区的孩子也要享受优质的教育
当孩子们一个不少地回到了校园，怎么样让孩子“上好学”？这又成了普琼心里时常琢磨的事，“牧区的孩子也要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教师紧缺，普琼主动接过了一个班的藏语文课，备课、上课、听课、测试、批改作业、辅导学生，他一丝不苟。
仁多乡完小从来没有开过英语课，普琼四处奔走，找教育局、寻老师，终于请来了一名英语老师。从此，校园里响起了孩子们大声读“ABC”的声音……
“从实际着手，用管理办学，以质量取胜”，这是普琼的办学思路。
从2003年起，学校在各班开展“班干部轮换制”。“上课喜欢调皮捣蛋的学生，让他当纪律委员；功课总是掉队的学生，就当学习委员。”普琼说，在“轮换制”的激励下，原本不守纪律的孩子，渐渐地开始自觉维持班里的秩序了；原本学习跟不上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一点点有了提高。从2008年至今，仁多乡完小连续3年被评为全县教学管理先进学校，
几排平房，一块黑板，几支粉笔，多年来，这一直是仁多乡完小全部的教学设备。为了让孩子们享受到现代化教育手段带来的便利，2009年，普琼从日喀则自费买回一台电脑，供全校师生使用，他兼任学校的电教员，他的家也成了仁多乡完小的电教室。
2008年8月，仲巴县发生了6.8级的地震，仁多乡完小的孩子们无一受伤，但教室损毁严重。地震后，自治区教育厅投入了300多万元，为学校修建了新教室和宿舍、食堂。
做227个孩子的父母
由于地处牧区，居住分散，全校227个孩子全部需要寄宿，只有寒假才能回家。除了上课，普琼和老师们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给孩子当父母，吃喝拉撒睡，全都要管”。
早饭是糌粑，午饭是荤素搭配的两个菜，晚饭是面食，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有营养，“所有的菜，都要到470公里外的县城去买”。
高原天黑得晚，每天晚饭后，普琼都组织孩子们唱民歌、跳锅庄舞，或者组织学生进行篮球赛，“看见孩子们笑了，我也会和他们一起笑”。
孩子们年纪小，晚上睡觉会蹬被子，上厕所会害怕，普琼和老师们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天半夜起来查看学生宿舍。“看看牛粪烧得旺不旺，帮他们掖一下被角，孩子们都睡踏实了，我们也就能睡踏实了”。
高原气温低，冬天学生们常常被冻得手脚发麻，手握不住笔。普琼就用自己的工资给家里困难的孩子买御寒衣物。“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怎么忍心看着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们受冻呢？”
2007年4月，二年级学生次旺久美不小心摔伤了腿，普琼立刻抱起他跑向乡卫生所，“小腿骨折了，这里治不了”。普琼又立刻到乡政府借了一辆车子，把小次旺送到县医院，并垫付了2000多元的医药费。直到孩子躺到病床上，普琼才意识到，整整一天他都是紧紧抱着小次旺的。
“对于同事，普琼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对他们热情关心，仁多乡完小一直是全县教师队伍最稳定、最团结的学校。”班久说，作为校长和学校的资深教师，普琼家的房子是全校最简陋的房子，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6平方米的破旧小屋里。直到2009年，学校校舍改造后，普琼才搬进了新宿舍。
超负荷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使年轻的普琼患上严重的胃病和肾病。2009年5月的一天，普琼突然腹部绞痛，豆大的汗珠一下就浸湿了他的衣服，到日喀则的大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肾结石，必须马上手术治疗。
当时，县教育局考虑到他工作以来从没因私事请过假，再加上病情严重，高原手术后必须静养，特地给普琼批了两个月的假。但不到一个月，普琼就归校了。问他原因，憨厚的他嘿嘿一笑，只有一句话：“想孩子们了。”
普琼爱孩子，孩子们也爱普琼。没有精美的礼物，没有感人的话语，但普琼清楚地记得，当手术后回到学校时，所有的孩子都“呼啦”一下围了上来，“校长回来啦”，那纯洁的笑容就是给普琼最好的礼物。
从一名普通代课教师到校长，从全县的先进个人到自治区的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再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不变的是普琼对学生无限的爱，以及十几年如一日地坚守在“生命禁区”的讲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