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辛树帜
杨笃 农经系49届毕业生
辛树帜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所创的辉煌业绩永垂史册。先生的高风亮节永远令人怀念。在先生重返西北农学院二十多年里，我尊先生为严师，先生视我如门生，厚爱有加，教诲难忘。现仅就耳闻目睹和记忆所及分述于后。
心 系 西 北
先生是在“开发大西北”的呼声中来到西北的。目睹陕西1929至1931年大旱以后，赤地千里，农民逃亡的荒凉景象，先生就以战略的眼光指出，建设西北基地，为抗击日寇侵略作准备，变浩瀚的沙漠和广袤的黄土高原为绿洲沃壤，并提出了水土保持问题，以期从根本上改善西北生态环境。重返西北农学院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即联合西农专家学者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高等学校设立水土保持专业的提案，以期成为培养这方面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基地，后经批准，首先在西农成立了水土保持专业。
筹办西北农学院是先生规划西北教育事业的得意之笔。先生认为，农业技术科学是为农业经济服务的，系科设置应该设农业经济系。先生十分重视教学实验场建设，成立了农、林、园、牧四场和植物园。对外与农村广泛联系，推广科学技术；对内供教学实习，更重要的是培养师资。畜牧专家刘荫武教授曾告诉我，他毕业留校任教，先生要他去畜牧场当技术员，告诉他先当几年技术员，有了实践经验再送你出国留学，回来再去教书。刘荫武由此起步，成为著名畜牧专家，在奶山羊培育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教授的科学研究也是从农场起步的。
1950年，怀着对西北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的极大热忱，辛树帜先生回到了他曾经筹建并任首届院长且阔别十余年的西农。他一到校，就察看了各行政组室，看望了众多的教师。四处走访察看以后，先生虽感十多年来学校面貌依旧，但可喜的是学校获得新生，为发展有望而感到高兴。
先生主张，西农要按照农业科学的内在联系构建专业设置体系，反对割裂和残缺。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农水利系和畜牧兽医系并入其他院校，先生对此持有异议，保留了少数教师。一次，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学校视察工作时，先生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不久，西农又恢复了水利系和畜牧兽医系，现在已发展为学院。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农曾归陕西省领导，陕西省曾建议改校名为“陕西农学院”。先生坚持面向西北，不改校名，改名之议，遂作罢论。这些都证明了先生的远见卓识。
先生在西北辛勤耕耘数十年，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像万里长城那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没有留下拂引着人们西进的左公柳。然而他放眼西北、热爱西北、心系西北和建设西北的博大胸怀和无畏精神，功垂千秋。
师 生 情 深
聘任优秀教师是办好学校的关键，这是先生一贯的办学思想。在艰苦的大西北，先生先后两次执掌西北农学院，到任不久，就有多位全国知名学者纷至沓来。他们到西北不是朝着优厚的待遇，而是有感于先生强烈的事业心、德高望重和待人的至诚。
老师要以至诚之心爱护学生，也是先生一贯的办学思想。先生关心学生，奖掖后生，常为学生的成就而欣喜。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先生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回来，高兴地对我说：“赵洪璋在这次大会上发了言。发言时毛主席坐在前排中央，正对着讲台，我坐在主席身后。主席听着洪璋发言很高兴，指着洪璋对坐在他身旁的刘少奇说，给他一个博士。”先生说到此处，表现出激动的神情。以后赵洪璋教授对我曾讲述过此事。他说：“那次大会上我发言以后，到了会议中间休息时，刘少奇召见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丹麦考察小麦，我表示听从组织安排。”少奇说：“那好，你回学校，听候通知。”回校不久，我就接到访问丹麦的通知，去了丹麦。后来，赵洪璋以从丹麦带回来的麦种作亲本，育出“丰产”系列小麦良种，先生对此更加高兴。
享誉国内外的植物生理学家、古农学家石声汉教授是先生的高足和助手，以后并肩致力古农史研究。石声汉对先生师礼有加，但在学术上并不拘泥于师承而有个性发展；先生对石则是推崇备至且全力支持。石声汉先生整理校注《农政全书》殚精竭虑，十年寒窗，在“文革”前完成，而不幸于“文革”中病故。先生为出版这部书费心劳神，“文革”后期即着手组织人力校订原稿，要我参加此项工作。我以力不胜任且已不在西农而婉言推辞，并推荐了几位谙熟农业古籍的老教授玉成其事。先生采纳我的意见并报院领导审批。随即由十位老教授及原来参加这项工作的姜义安先生开始校订工作，三年而成。先生以八十高龄亲自去上海与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回来后高兴地对我说：“出版社同意出版，就是觉得篇幅过长，要我们将石先生原稿删掉一半或三分之一，才给出版。”我说，那个容易。只需将石先生校注整段圈掉，不要涂抹，以备将来全部出版，留下的付印。先生连声说，好！又经过一段整理，《农政全书校注》终于交付印刷。
大 智 若 愚
1950年先生重返西农。在第一次与全院师生员工见面的大会上，当时任秘书长而后为副院长的康迪介绍先生说：“几天来我和辛先生接触交谈，感到他有一种忘我的精神，大公无私，有强烈的事业心。”先生初次给人留下的印象，正是他高尚的思想品格的自然表现。
先生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中也是如此。先生曾说：“我以前曾身兼三职（是指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兼中央大学教授），一月拿900银圆，这比资本家还拿得多。我不爱钱，不积攒钱，也不胡花钱，但钱都用完了。”先生第一次执掌西农时，他的每月工资存会计室代管，学生、教师和朋友有困难向他求援，就写个条子：“在我工资项下支付”。有时工资支完了，还照批不误，听会计说工资已经支完，才罢手停批。不久，又照旧。所以工资存款项下常是赤字。先生到底接济过多少人，谁也记不清楚。
先生酷爱买书，用自己的钱见好书就买，以后都送交学校图书馆，其数量相当可观。先生请客吃饭，客到了就吃，吃完就走。应邀就餐的客人相觑一笑，各自支付餐费。每逢先生邀请吃饭，知情者都相互提醒不要忘记带钱，这样习以为常，并不以先生为吝啬，只说不拘小节就是了。先生晚年也常上街买菜，拣好菜就将钱包交与摊主，让摊主取钱，取多少是多少，从不论价数钱。相熟的人们都说先生不知钱数，不会数钱，未必如此。
先生平日生活简朴。居室陈设十分简单，卧则木板床，坐则破藤椅，陈列除书籍外别无他物。卧室无暖气，寒冬不生火，为御寒常以棉被垫藤椅，裹膝而坐。他曾对我说：“人到老年瞌睡少，睡一会就醒，醒了就起来看书，困倦了再睡，常一夜起来几次。醒了不能再睡，睡着是个痛苦。”衣着更不讲究，夏则一身布制服，冬则一身布棉衣，居家外出一个样，从无华饰。对此偶有“衣衫不履”之讥，说衣着不整；也有不虞之誉，说性情洒脱，不拘小节。对饮食也无偏爱，家常便饭似乎已满足了。喜吃猕猴桃，常委托农民在秦岭北麓成筐采集送上门来。那时人们还不认识猕猴桃的营养价值，极少有人食用。先生送我一包说，这种水果含维生素十分丰富，你也尝尝，可以多食。老年时，先生喜食肥肉，一次可食两盘红烧肉。我说，老年人不应多食高脂肪的食物，以防血管硬化。先生说，你别信那些话，人的感觉就是一架灵敏的测试仪器，想吃什么就证明身体需要什么，你就吃什么，无妨。这可能就是先生的养生之道。
先生无特殊的娱乐嗜好，一生不吸烟，少饮酒，喜欢看足球赛。先生晚年的健身运动就是走路，午休起来以后，走十里路，并说：“我不走路就没有我了！”一直坚持到举步困难的时候。
执 着 追 求
同先生相处，深感先生身上有一股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力量，不懈进取，对未来总是充满希望。
“文革”中，先生和我同陷“牛棚”，同被“兵管”，编在同一小组。我住大牢，先生住隔壁小牢。一次我去看先生，只见小牢水泥地上铺一张芦席，席下垫着麦草，席上只有一方折叠的棉被。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先生盘膝坐在芦席上，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先生说：“他们有几个人老跟着我，怕我自杀。我自杀很容易，我是高血压，只要用报纸在头上一敲，就没有我了！但我不自杀，我为什么要自杀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先生被解放以后，即着手谋划出版《农政全书校注》和编写《水土保持概论》等事。“文革”后期，先生抱病到西安，住在人民大厦前楼二层。那天我接到赵世江大夫电话说：“辛院长来西安看病，在人民大厦已安排好了，院长执意不住，要去你那里，我们谁也劝不住，现在自己下楼走到院子里了，你赶快来！”我急忙驱车前往，见先生坐在前楼大门的台阶上，等着我，要跟我走。我看先生体弱无力，暗自难受而担心。几番劝说，他才回到二楼住室。先生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时间太宝贵了！他们要让我住在这里，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恼火得很！我要住到你那里，你送我到外边看看新的东西。”无奈，就移住到我所在单位简陋的招待室，晚间我几次陪先生简短聊天，并送去线装大字本的《唐诗别栽》，以慰寂寞。我既担心先生的健康，唯恐出现意外；又感于先生以垂暮之年竟对新东西如饥似渴的执着追求而感慨不已。
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来，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先生所关心和向往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这是可以告慰先生的。现在，当人们谈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环境保护和国土整治的时候，在谈论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农业的时候，在谈论我国中西部发展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立言在先，并为之终生奋斗，由此我们不能不敬佩先生的先知、先觉和先驱！
先生为我国教育科技事业所创的宏伟业绩是永存的，先生的足迹将给后人留下许多启迪。而先生崇高的道德风范，则更为后人所深深思念。正如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说过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
一代宗师，永垂不朽！
写于1996年7月
杨笃，男，1923年出生，陕西凤翔人，1949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经系，后留校工作，曾任农经系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办公室主任。1976年调任西安基础大学（今西安财经学院）党委副书记。1984年离休。
编辑：孔亮
终审：杨耀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