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苹果里的大产业出谋划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长期关注农业经济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常年奔忙在苹果种植一线，利用科技助推苹果产业发展，带动农户脱贫致富，今年两会，他再次带着提案上会，为小苹果里的大产业出谋划策。

过去一年，为了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霍学喜委员和苹果产业多名专家，多次深入四川盐源、贵州威宁、云南昭通、西藏林芝、甘肃礼县等苹果产区，实地走访贫困户，调研了解种植情况。位于四川大凉山区的越西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光照充足，种出来的苹果甜度高、水分大，营养丰富、色泽鲜亮。但发展苹果产业是个系统工程，尤其在越西县这样的贫困地区，技术、人才是主要制约产业发展的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 霍学喜：苹果生产主要布局在一些干旱地区、丘陵和山区，这些地区条件比较艰苦，但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比如说昼夜温差很大，有利于苹果糖分的积累和质量的提升。我们只要给每一位农民建一亩高标准高质量的果园，他的收入一般可以达到6000块钱，也就是可以稳定的脱贫。

经过调研，霍学喜委员专门给越西县选择了适应于当地种植的苹果品种，设计了苹果栽培模式、指导栽培模式、果园管理、施肥病虫草害控制，生产出来的苹果品质很好。但是由于当地产业基础薄弱，对外部市场缺乏了解，农民增收并不明显。

全国政协委员 霍学喜：因此我们专门跟地方政府、大的电商和广东省大湾区的一些机构，设计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苹果销售推介会，效果非常好。2020年越西县的苹果总产量是12万吨，我们那一次就卖了7万吨，卖了将近60%，效果非常好。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霍学喜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加大“三区三州”苹果产业扶贫力度。农业农村部对这件提案很重视，将“三区三州”划分为13个类型区，每个片区派出农业科技职能部门人员和苹果技术专家形成“1+1”的帮扶组合，用科技助推当地苹果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农户脱贫致富。2020年，霍学喜委员精心照料的小苹果通过电商平台直播销售，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今年霍学喜委员继续针对农村相对脆弱地区的返贫风险及其治理提出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 霍学喜：我认为我们一些相对发展脆弱的地区，存在返贫的风险，那么数字化技术嵌入以后，能够有效的帮助政府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特别是建立起链条化的技术推广体系和数字化技术融入以后，推动它的生产和过程集成化和一体化，这样我们的农业竞争力会显著的提高。

——《央视网》 2021年3月6日

传统农业数字化改造的难与策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农村网民规模已达3.1亿，但通过互联网上行的农产品规模偏小，传统的线下批发、零售渠道的数字化水平不高。

本报讯（记者 王金晶）“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市场情境中，农户面临季节性卖难、结构性卖难及非标准化生产导致的卖难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霍学喜表示，解决这“三难”的根本途径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高农业的数字化程度，但依然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

经过调研，霍学喜发现在政府支持下，新型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数字农业发展的主要市场动力。以拼多多为例，其农产品上行增速连续5年超过3位数，2020年2月以来的相关助农专区累计成交6.7亿单，帮农户卖出农产品20.1亿公斤。

尽管数字农业为农产品销售立下汗马功劳，但在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的产业及市场渗透率达到36.0%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在农业产业领域仅为8.2%。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农村网民规模已达3.1亿，但通过互联网上行的农产品规模偏小，传统的线下批发、零售渠道的数字化水平不高。

为此，霍学喜建议，重视支撑电商平台与科教机构协同，启动大规模培养既懂电商又懂农业的新农人计划，激励电商平台开发运营课程，触动科教机构开发农产品技术和行业发展课程；推动田间地头的冷库仓储建设，指导新型电商平台整合优化农产品专用物流体系，持续降低物流成本；重视发挥新型电商平台在区域品牌建设的重点作用，有效放大品牌效应，激发消费者潜在需求；进一步依托“农产品出村进城”等项目，探索畅通订单农业、合作农业、远程农业等模式，提升农业效率与产品质量。

——《人民政协报》 2021年3月7日

抓住关键问题加快发展数字农业

在以万物为连接主体的物联网时代，网络经济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变轨式”跨越发展的动力。为此，我国政府积极推动新兴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农村的应用，相继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文件，对我国数字乡村发展进行战略部署和系统设计。

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提交了《关于重视解决数字农业关键问题的提案》。

霍学喜向《中国科学报》指出，数字农业建设中存在若干关键问题。

首先，农业类型与要素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与阶段的异质性，导致现有农业物联网建设标准不统一，特别是农业物联网及其末端传感网建设面临很大的差异性。同时，农业技术知识是实现农业智能化的核心要素，需要规范化的方法与技术把现有的农业技术知识和实践中形成的经验转化为可以输入农业物联网系统中的数据。

因此，“如何采用新兴信息与通信技术创建农业数字化标准体系并规范农业物联网的建设和农业技术知识的数字化过程，是促进我国数字农业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建立数字农业实践话语权的巨大机遇。”霍学喜说。

其次，农业物联网项目注重示范应用，尚未形成农业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参与机制。农业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加入成本最高而收益最低。当前我国建设的农业物联网项目，有利于物联网相关技术的示范推广。但如何形成农业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参与机制，促进网络尽快增值到一定程度，以促进涉农市场主体主动加入农业物联网，是数字农业基础建设阶段的关键问题。

再次，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素养异质性大，缺少促进小农数字化的技术服务体系。数字农业可实现多环节的重组融合，对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和素养要求更高，也会催生全新的数字农业经营主体。

霍学喜说：“目前的问题是农业相关经营主体对农业物联网的认知与意愿亟待提高。受物联网系统实施成本较高、相关技能培训机构的缺失、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影响，多数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会对采纳物联网系统持消极或观望态度。”

此外，农业物联网蕴含巨大数字农业经济，但缺少成熟的数字农业商业模式。数字农业时代会产生各种农业创新商业模式，并充分实现农业物联网系统中大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但农业的基础性和物联网的无界性，决定数字农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包括基于农业单一产业的创新和基于产业融合的创新，即商业模式具有极高的渗透力和变革力，改变的不仅是农业产业而是整个农业商业生态。但如何创新和发展物联网情境的数字农业商业模式，是政府和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

最后，基层治理能力存在缺陷，数字农业农村治理能力太低。数字农业发展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全面、更精准、更及时的农业要素数据，为国家农业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升级带来机遇。但数字农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是系统工程，在数字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阶段我国基层数字化素养与技能比较低，难以为农业数字化进程提供有效的政策环境。

为解决上述问题，霍学喜建议加快数字农业发展。

他说，应加快农业数字化政府标准体系建设，政府标准必须以满足数字农业公共管理需要和有效矫正市场失灵为目标；必须是强制执行标准，即发布的国家标准、部门标准、地方标准，数字农业经营主体均必须遵从；必须是最低强制标准，确保数字农业经营主体能够遵从；必须与数字农业的企业标准、行业标准间形成动态演进机制。

聚焦重要农产品，形成农业物联网建设的市场参与体制。政府应选取重要农产品为对象构建特定农业全产业链的物联网系统；整合科技和企业资源，搭建国家级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及其共建共享机制，促进农业技术知识和模型算法的数字化；搭建有效保护农业物联网建设主体的数据收益权利，形成激励企业投资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

健全数字农业的经营主体培育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系统的农业物联网技术培训体系，满足数字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要促进数字农业全新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如无人机飞防业务经营主体和农业技术知识模型库运营商等；建立数字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采用农业物联网系统的成本，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农户的参与意愿。

创新发展物联网情境的数字农业商业模式。设计促进数字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为数字农业商业模式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以拥有巨大顾客群体的现有互联网平台企业为龙头，利用现有互联网累积的报酬递增效益，构建农业物联网电商平台，促进形成全新农业商业生态；开展物联网情境的数字农业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为数字农业商业模式提供创新动力。

提升计策数字农业农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建立基层干部数字化技术培训体制，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建立健全“大学生进农村”等人才振兴计划，为农业输入更多知农爱农的数字化人才；研发和推广数字农业决策支持系统，为农业治理现代化构建数字化和智能化平台。

——《科学网》 2021年3月8日

编辑：王学锋

终审：徐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