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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农精神的研究综述(五)

西农精神的内涵(4)

三、甘于吃苦、追求卓越。它们集中体现为“精益求精”和“臻于至善”,是学校农业科教工作者群体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升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集体无意识,二者相辅相成,和谐融为一体。建校80多年来,学校农业科教工作者高擎“农”字大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勇于奉献,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不朽丰碑,支撑和引领他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接续奋斗、勇往直前。

1. 在价值追求上,“甘于吃苦、追求卓越”集中体现为农业科教工作者面对国计民生重大需求,秉持敢做善成的闯劲、时不我待的干劲、一抓到底的韧劲,求实创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毅力。

立德树人是大学永恒的任务,也是西北农学院扎根西部小镇,发扬优良传统,长期坚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1949年,学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康迪作为军代表参加接管西北农学院工作。在长期的办学治校过程中,他深谙大学管理之道,熟悉教育规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出发,明确办学宗旨,从教育思想、教育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管理、校内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一是坚持以教学为主,注重质量第一,倡导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特别强调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搞科研的教师必须上教学一线。二是坚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提升办学水平,借鉴国内外高水平农业大学的办学经验,既重视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又注重应用学科发展。三是坚持依靠大师办学,延揽培养高级人才。四是充分发挥陕西武功地区农业科技力量优势,加强农业科学的综合研究和协作攻关,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不仅推动了教学改革,建设了稳定的教师队伍,加强教育教学设备建设,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学校在小麦育种、莎能奶山羊纯种选育、昆虫学、水利工程学、古农学等学科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国内领先的科研成果,为学校成为首批授予学士学位、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高校,成为全国重点农业院校,跻身于全国农业高校发展前列做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

李仪祉年轻时就怀着振兴中华水利事业的崇高理想,立志要将自己从西方学到的水利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水利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为我国水利事业奋斗终生。1932年,李仪祉在西安发起创办陕西省水利专修班,在学校筹备建设的过程中,陕西省水利专修班并入西北农专。李仪祉亲任西北农专水利组主任,他在教育教学中大胆革新,反对权威,坚决反对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从不受书籍刊物中条条框框的限制,敢于对书和刊物中的东西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己所需”。在学以致用上,他反复强调读书做学问要用到为人民造福事业上去,勉励学生“一切要讲求实际,不要争虚名。要多做小事,不要嫌小,滴水成河,星火燎原。”在学术追求上,他认为,“要树雄心,立大志,科学的高峰是无止境的,要勇于攀登。”在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上,教育学生“要不畏风霜艰辛,要百折不回,不要在名利上计较或势利上费心。” 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生视先生为楷模,毕业生遍布全国,大多成为西北水利事业的骨干或领导,为振兴西北乃至我国水利科学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植物生理学家、古农学家石声汉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辛树帜院长的聘请,来到学校,任植物生理生化教研组主任兼教授。那时的国家百废待兴,大量需要建设人才。1959年,他被聘为导师,承担学校最早招收研究生的试点工作。他在教学工作具有独创性,不唯古、不迷洋,自己着手编写教材,自己动手制作实验教具;教学中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每堂课都反复推敲准备;讲课深入浅出,循序渐进,脉络清晰,措词准确,生动活泼;注意直观教学,亲自做实验,让学生学到真知。他还定期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作学术报告,介绍国内外植物生理、植物生化最新研究动态,启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拓展他们的知识视野,并自费铅印了当时国内唯一的自编教材《植物生理学》。繁忙的教学之余,他还根据西北黄土高原农业生产存在的干旱问题,拟定进行水分生理及生物化学科研课题,制定了“以水分生理为中心”的长远研究规划。1955年,学校古农学研究室在辛树帜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他又挑起了古农学的研究任务。在研究中,他创造性地把自己生物学和农业的渊博知识和古汉语、历史、文学、训诂学等方面的造诣相结合,向浩翰如烟海的古农学典籍进攻,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古农学研究著作和论文,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农业科学界引起了关注,对我国农业的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2020年6月,历经两代人三批专家跨越两个世纪60余年的不懈努力,由他领衔校注的《<农政全书>》复原本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2.在发展的理念上,“甘于吃苦、追求卓越”集中体现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执着与坚守。

在世界昆虫学史上,“中国”二字的出现就是自周尧教授开始的。作为我国昆虫学史的拓荒者,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在阅了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及地方志等线装书古书的基础上,研究全国各地考古发掘资料,写成《中国昆虫学史》,考证出在益虫饲养、害虫防治、形态学研究、天敌与化学药剂利用等昆虫学诸领域,我国均较欧美国家早几个世纪,此书一出便震惊了世界昆虫学界与生物科学史坛,被国外专家誉为“不朽的著作”。为充分发挥学校昆虫学科的资源优势,让更多的人直观感受昆虫学科的教育教学成为,他提出要在学校建设昆虫博物馆,建成覆盖面更广的科普教育平台,这也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以昆虫学科为主要展品的专业博物馆。经过几代昆虫学专家30余年的科学积淀,目前,学校昆虫馆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综合性昆虫科普教育基地。1992年,已83岁高龄的他,继续担任主编,组织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卓有建树的蝴蝶研究工作者50多人编写了《中国蝶类志》一书,全书100万字,彩色图片5000余幅,包括中国蝴蝶12科366属1800余种及亚种,第一次为我国蝴蝶种名的统一与系统化奠定了基础。该书堪称是世界各国蝴蝶志中最完善、最精美而无与伦比的一部巨著。1995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及第九届中国图书奖。 被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誉为“科学界壮举”。之后,壮心不已的周尧教授又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蝴蝶分类研究》的编撰工作,成为全世界研究蝴蝶属征与翅脉最全的一部专著,使我国的蝴蝶研究达到更加完善的地步。鉴于他在蝴蝶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周尧教授也被国内外誉为“亚洲之光”、“虫坛怪杰”、“蝶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陕西的果树研究基础较弱。曾经参与筹建建设西北地区第一所农业高等学院的原芜洲认识到,要珍惜现有的大好时机,为我国的园艺事业建功立业。1952年,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杨陵成立,原芜洲担任园艺组组长,将工作重点放在调查研究果树种质资源,他认为,种质资源调查是支撑果树生产、科研发展和果树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工作,是必须要有的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先后编写了约百万字的《陕西果树志》,40多万字的《西北的梨》。1958年,已近六旬的他,担任了陕西省果树研究所的所长,他下定决心要干一桩造福后代的大事——建立秦岭北麓百万亩苹果林带,经过两三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1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尝试了各个苹果品种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规划了陕、甘两省秦岭地区发展果树地带中不同的自然区域,提出了在一定区域配置一定品种组合的意见,为秦岭北麓地区苹果林带建设提出了科学的建设意见。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原芜洲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建立外贸苹果生产基地,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文革刚刚结束的他,便走马上任,常年奔波在陕北高原,撰写了《陕北黄土高原苹果外销基地考察报告》,为渭北地区建成的百万亩苹果基地起到了先锋指导作用,为进一步推动我国苹果产业“西移北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

小麦育种是我校的传统优势和特色学科。陈漱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小麦远缘杂交和染色体工程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探索,克服了远缘杂交的三大障碍,总结了小麦与长穗偃麦草的杂交的育种程序及遗传规律,成功地将偃麦草的染色体组、染色体、染色体片段导入小麦,育出了一批小偃麦八倍体新种、异附加系、异代换系和异易位系等,同时选育出了小偃4号,5号,6号等小麦新品种,先后在陕、晋、冀、鲁、豫等10省区推广,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新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为扩大远缘杂交领域,她又于70年代领导开展了小麦与簇毛麦、滨麦、华山新麦等禾本科草的杂交研究,克服了小麦与禾本科草的杂交不亲和性和杂交不育性,获得了杂交后代,为小麦远缘杂交育种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宝贵的种质资源,拓展和丰富了远缘杂交的方法及遗传理论,支撑了学校在小麦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杂种小麦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对陕西省乃至全国的小麦育种和小麦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有像陈漱阳研究员这样的小麦育种专家的积淀和拼搏,才使学校成为全国开展小麦育种研究最早、育种力量最强、成果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科研高地之一,据统计,新中国成立60年间,学校共育出优良小麦品种1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20亿亩,累计增加产值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最大小麦产区(黄淮麦区)品种的6次更新换代,出自学校的主栽品种有4次。

3.在学术的探索上,“甘于吃苦、追求卓越”集中体现为面对困难和挫折,不轻言放弃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科学品质。

作为一名家畜育种工作者,必须要有远见。著名养牛学家家邱怀教授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关于秦川牛的保种和改良问题。他认为,秦川牛保种固然很重要,但只能是小规模的划区保种,保存其优良的基因库,而大量的是在非保种区进行杂交改良,以迅速改进秦川牛外貌上的某些严重缺陷和提高其乳肉生产性能及经济效益。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邱怀的这一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各方面的压力非议一齐袭来,不准杂交改良秦川牛。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彻底批判了极“左”路线,邱怀的上述设想在农业部的大力支持下,才有步骤地开展了秦川牛本品种选育及导血改良的系列研究。1981年,主持的“秦川牛早熟性和肉用性能研究”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1985年,主持的“牛种资源调查”和主编的《中国牛品种志》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累计创造经济效益1.3亿元,为科技兴农、广大农民早日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今天,证明邱怀在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上述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可在当时,没有不懈的努力,执着的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宁锟的心里,为农民解决生产中存在的现实难题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和担当。作为一名小麦育种专家,他完成的第一个课题任务竟然是赵洪璋教授指导的玉米育种研究,他用5年时间收集、整理和鉴定了国内外大批玉米种质资源,并开展了玉米品种间杂交种和自交系选育,为当时的陕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杂交种及自交系选育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国内著名的玉米自交系“武105”就是从那时开始选育的。之后又协助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俞启葆研究员开展陕西省粮食综合高产研究。真正从事小麦育种研究要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算起,他从当时陕西省关中灌区小麦容易发生严重倒伏,造成大面积减产的现象开展科研攻关,在研究过程中,他既没有抛弃前人的工作基础,又没有被前人的工作思路所禁锢,面对“6811”和“74100”两个材料的特点,凭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终于确定了它的育种价值和适种区,成功选育出“陕早1号,并成为当时关中稻麦两熟区的主栽品种之一,这提振了他极大的信心。在育种工作中,他敢于打破常规的育种模式,创造性开展科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针对我国小麦生产中高秆品种为主、高产地区倒伏严重、半矮秆品种大多叶枯病严重、熟相差等现实问题, 提出了高产、抗倒、抗病、株高80厘米左右、抗条锈病、抗叶枯病、成熟早熟相好的育种目标,最终育成了高产、抗病、抗倒、中早熟、熟相好的“陕农7859”。后经陕西、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及国家审定,在黄淮麦区、鄂西北、青海等八省区迅速推广,年最大种植面积达117.8万公顷(1767万亩),累计推广面积超过6667万公顷(1亿亩),成为我国上世纪80年代育成和推广面积最大、经济效益最显著的小麦品种。“陕农7859”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真知属于实践。坚持面向生产搞科研,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和严谨创新的科研态度是对科学家工作态度的中肯评价。小麦条锈病被称为是小麦的癌症,当时的关中每年都会因为条锈病大面积发生导致小麦减产,甚至是绝收,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根治条锈病就成为了横亘在作物病理学面前的难题,路端谊研究员作为小麦条锈病防治的代表,在科研工作中,重结论而不唯结论,敢于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比如在小麦条锈病生理小种的接种方法上,当时的中外专家普遍都用涂抹法、扫抹法、喉头器接种法等,路端谊和课题组经过反复的实践,改用指形管作撤布器进行接种,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另外为了缩短育种周期,她还创造性地应用塑料棚栽培措施进行小麦品种成株期的抗锈鉴定的方法。科学的研究没有定法,如何能加快锈病研究的速度,确保试验在一年四季内不停顿进行,她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多方协调,最终在海拔1600米的太白县境建立了一个简易温室,成为了我国第一座夏季锈病实验室,后经扩建,成为全国锈病夏季研究中心。


编辑:王学锋

终审:郭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