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中国农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建国后又勒紧裤腰带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城市建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年年都发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年年都开减轻农民负担的会议，但时至今日，“三农”问题却成了中国的主要问题。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于2000年给朱总理的信上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概括“三农”问题。问其故，除腐败之外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将五万六千个人民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后，县乡机构特别是乡镇几近失控地膨胀（《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仅棋盘乡十年就由120人增加到340多人，该县容城一个乡镇财政所就超编了100 多人；1979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 二百七十九万人，1998年则上升到五百四十三万人（同上）。这些 超编的人，不仅都要靠农民来养活，而且还要想方设法让自己先富起来，那就只好向自己管辖的老百姓身上开刀，因而，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正如陈桂棣和 春 桃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里所写的那样：“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人间官多民不宁”。但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村民却过上了除衣服和蔬菜还需要自己 购 买外，村民的一切负担、住房（内有家具、彩电、中央空调、灶具齐全、电话、气、暖、洗澡等）养老、粮、油、肉、蛋、鱼、娃娃入托、上学一直到大学博士毕业、红白喜事全都由村上免费提供和负责筹办，并带有共产主义主义分配原则的幸福生活。这不仅在中国引起震 惊：乔 石、朱?基、李岚清、李德生、宋平、侯宗宾、张 爱萍、曾庆红、李长春、张 震等数十位党、政、军领导（其中将军就有近200名）视察后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数百家新闻媒体都相继报道；而且还有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日本东京电视台、英国路透社、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英国《独立报》、法国CAPA制片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 电 视台、美国之音广播公司、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美国《波斯顿环球报》等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朋友也都远渡重洋到中国的南街村来采访、看共产主义，并通过他们的新闻媒体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报道南街村。
2002年中国杨凌农高会期间，听了南街村前党委副书记姚国顺同志《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加速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报告后，我出自敬慕和好奇之心，带着耳闻目睹的中国农民身上的“新三痤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大家议论的腐败、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以及苏共亡党亡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的严重教训来到南街村。以“第二次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信马由缰”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进行参观、学习、访问、看资料，并通过对比，深感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今天拥有二十六个（其中合资的五个）厂、公司和现代化农场（包 括 畜牧、水产养殖）、旅游在内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年产值稳定在十五六亿的国家大一企业——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就在于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村党委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人为本（村民是村里的主人），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发展的结果。他们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集体化道路本身的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而导致集体的优越性和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那就不能一次被蛇咬，终生怕井绳。因而，在倒澡盆里的澡水时必须把洗澡的小孩捡出来，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牢记党的“三大作风”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的两个“务必”。在创办村办企业时，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作风；学大庆人“两论”起家、“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在企业管理上贯彻《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 策 群力攻难关……以两次拨乱反正为例：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拨乱反正，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穷过渡”。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来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走有工共富的道路。当承包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八四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第二次拨乱反正了砸锅分铁搞承包，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 除 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公有共富向共产主义奋斗之实。现以实话实说参观学习后的收获、体会和感想来谈南街村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和加速共产主义小建设上与众不同的特色。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十二名代表，代表着五十三名党员，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和帝国主义密探干扰而迫使大会从上海转移到嘉兴湖游船上继续进行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就毅然决然地在党章上写着：要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不断为之奋斗的大目标，也是共产党人的信念。许多革命先烈都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绝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半途而废。就像王宏斌同志经常说的那样：“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去实现”。因而，当南街村在承包上出了问题，发现背离共产主义信念时，其所以能够立即重整旗鼓发展集体经济才走向共同富裕，就在于时刻不忘这个大目标，步步不离这个大目标的结果。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创业和发展，充分体现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在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上，已经有了让世人瞩目和向往的实实在在的“雏型”。1994年 5月26日，当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报工作时，引起千余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报结束后，杨德忠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要把他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几年讲得太少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根据南街村的典范说出了共产党人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在共产主义信念和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尽管共产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但并不是“渺茫”的，经过几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大目标分开，扩大而不是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是发展、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是将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五花八门地暗操作让它大量流失。那就是背离共产主义大目标，人为地制造共产主义渺茫论。这就违背了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因为“初级阶段”前边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做定语。说明它绝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它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否则，就会出现小平同志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坚强的战斗堡垒 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村党委一班人，就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二百五”、公生明廉生威的典范。从而带出了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共产党员和团结奋进的村民。王宏斌“不图个人半块砖，甘为集体造金山”的格言，已成为南街人的共识。不少到南街村参观、考查的有识之士，对南街村党委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无不赞叹地说，南街村党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长、腿不短。
嘴不歪：村党委领导干部评价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则是，非则非；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不弄虚作假，不把无说成有，不把小说成大，勇于说真话，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
眼不斜：村党委领导能全面地、辩证地、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学地认识人，正确 地 用人，使许多有志之士在南街村能施展才能，发挥作用。
耳不偏：村党委领导从不偏听偏信，没有只听正面的，不听反而的；只听表扬的，不听批评的；只听领导的，不听群众的，他们耳听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领导决策，改进工作方法。
手不长：村党委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不伸手向党组织、向人民要官、要权、要利、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不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贿受贿，徇私枉法。
腿不短：村党委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亲自检查指导一线工作，使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南街村党员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开始创业时为筹措资金，支部带领党员在火车站打工挣了几万元全部交村上，党员在平时工作中要做到四个决不能：
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必须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
决不能喊“给我上”，而要喊“跟我来”，强调干部党员任何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决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致个人于群众监督之下，并接受群众的监督。
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南街村在党委这样的坚强战斗堡垒领导下，有了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作表率，也就有了当家作主、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而干的团结奋进的村民。在这样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里，村上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此，仅以村上尽管不给古稀老人安排工作，让他们安度晚年，但谁也闲不住，都自愿找工作干，就连小脚老太婆们也在为村上的环境卫生、安全而忙碌着，抓住了到南街村偷自行车的刑满释放犯而被群众荣为“小脚侦缉队”。
当承包出了问题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报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原苏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被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亡党亡国了。我们的一些国企党的领导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把国企化公为私了，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工人大量下岗，他们却成了一分钱不摊的富翁。要不为什么现在很少或者几乎听不到我们说了多少年的“职工是工厂的主人”这句话。从吉林石化公司等暴露出来的国企存在问题不难看出，国企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不比旧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好，职工甚至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只好尿裤，否则就用下岗来整你；有个离婚的女工，中午休息时给孩子打了个课表，就被罚下岗一年。工人和领导收入差距成十几倍之多。如今国企“老总”在企业内乾纲独断，员工畏之如虎，完全没有任何参与管理的可能，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杂文报》2005年11月22日）。在这样的国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给私企老板打工就可想而知了，那农民进城打工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呀？要不为什么全国，甚至全世界只有一个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像一个磁性极强的磁铁，把中国人民和百十个国家的记者和朋友都吸引到他们那儿来看共产主义；中国几百家和国外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报道南街村，甚至连台湾的《工商时报》也针对《亚洲周刊》的一连串报道，在1994年10月30日发表了社论：《评“南街现象”——市场经济改革下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摸索》。1994年11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英国记者林凯发表了《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致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这就向世人说明，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这个坚强战斗堡垒领导下，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那必然要致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这也正是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时，毛主席在接班人的论述中所说的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彻底破产，看来在南街村已经走在前边了。
——旗帜鲜明地消灭私有，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私心来源于私有制，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用南街村人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天堂，集体经济是桥梁”。共产党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立党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的主要区别，就是公有和共同富裕。因而，经过四五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现在南街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姓“公”。在管理上不搞个人承包，不搞计时、计件工资，也不发奖金，主要靠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他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作用及其保证作用，以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在分配制度上，不是主要增加工资部分，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增加供给的种类和比例。公有和供给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可逐渐地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过渡。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那么多的腐败，特别是县以上的厅局、省部级干部的腐败，就在于私心泛滥，用手中的特权之故；就在于他们掌握着国家的主要部门、国企和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卖国企、合资、股份制等所谓的“改革”潜规则而化公为私的结果。1994年11月19日，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根发表了称南街村为《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新闻；1995年4 月 7日，日本《少年月刊》发表了记者睡鸳鸯写的《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的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1996年2月5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图文并茂地刊登出了《继往开来－－选择过去的稳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泽东时代》……都把南街村搞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和毛泽东、人民公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外国人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对中国的现实及走什么样的道路研究得如此深刻。中国农村要富起来，并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称，而是看走什么道路。好多共同富裕了的农村，就是保持了原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名称，仅无锡市区就有二十多个。
——“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策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少数人富裕、两极分化亦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南街村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业人口多、人每天都要吃饭和河南是个产粮大省；村上有几百亩坡地需要改造和农村、城市都要盖房用砖的具体情况，便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提出用“农村包围城市”——办砖瓦厂和面粉厂，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由玩“泥蛋”（砖瓦厂）起家到玩“面蛋”（食品深加工）发家的发展策略，亦工亦农，走向共同富裕。以稳定的十五六个亿的年产值，跨入二十一世纪，十五年经济增长了两千多倍。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讲，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深圳。
——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穷村，在当时所走的道路还与大气侯不太相称，甚至是相悖的情况下，尽管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已经决定，但要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后台”的情况下要把村办企业办成国家大一企业，那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人没有被吓倒，经过冷静的思考后，终于根据毛主席在《论 游 击战》里的“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六字，提出自己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和廉，人廉我转”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对无发展前途的麻织厂等立即关闭，对有发展前途的食品深加工龙头主导产业——方便面则及时抓紧配套，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把食品加工的下脚料加工成饲料发展养殖业，为村民职工提供肉、蛋、鱼等动物性食品。为能加工出优质的方便面等食品，在不断扩大、挖潜、提高等级面粉厂质量的同时，就连调味品、包装、胶印、彩印、汽车运输等全都在配套之列。这些不仅满足了自己企业配套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对外营业，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王宏斌将其称为：“多业扶着一业上，一业带着多业兴”。多年来南街村的方便面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厂家之一，方便及其他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还出口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1994年9月10日，前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84岁高龄的老将军张爱萍视察了南街村后，留下了“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的墨宝。
——“外圆内方”，真正中国特色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党委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管黑钱白钱，只要给钱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钱，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钱看”的歪风邪气，甚至用“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的有损国格、人格的人和事，以及乱引进和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的不断出现和大量出现，在全国到处都搞开发区、特区、示范区的形势下，南街人却创造了既能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败的富村治村方略——“外圆内方”。即通过“外圆”创商海（富村），与市场经济接轨，但必须遵循党纪、国法而决不能损害国格和人格；严守“内方”治南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治村）。在创商海的过程中，不仅用“村规民约”和“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且还发动群众来监督和评论干部，以达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群众评论不过关的干部，绝不允许他“带病”上岗，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离岗，绝没有“下不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成员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指挥、战斗，除每天或隔天开碰头会及时研究总结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外，还用定期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消灭在萌芽状态。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开战地动员、总结会和合作化初期开田间地头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如此，还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活动，对贪污两万元的一名认罪态度不好的会计，经司法机关 查 证落实后，判了六年刑。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惩治了腐败，而且使干部、党员、村民、职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并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 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为“二百五”的那种贬义戏称，现在已经成了以此为荣人人学习和发扬的“二百五精神”——不怕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认准了方向绝不回头、不受外界干扰、干不好不罢休的认真负责精神。王宏斌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无权公车私用；他爱人不是“跟上老爷当娘子”的夫荣妻贵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杀猪的翻肠子”的村民公仆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村上安排她的洗衣房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的亲属都是如此。不像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大领导在内，一人升官鸡狗升天，首先将他的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南街村的领导没有任何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铭——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弘扬正气，安定团结，没有腐败和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就在于他们在以王宏斌为首的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浡焉”?0“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的教导而开创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外圆内方”的村子，参观者则称其为“一方净土”。被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 党 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农业部命名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命名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和中国集体雷锋评审委员会命名的“中国第一雷锋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实践、政治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 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1998年5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体制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正好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它的这种模式有利于我们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克服旧体制遗留的弊端”；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7月则称南街村为：“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 可以断定是一种成功的典范。”。
——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 这是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从村办企业发展的实践中深知科学技术和人材的重要，办好教育与培养人材的关系，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在村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人材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材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材，这种片面的唯学历的人才观对南街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人材观的办学要求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三好”的人材标准。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在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材观和人材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引进、培养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材，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普及中专教育的基础上，现在在全国各种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 社区建设。不难看出南街村的办学方针已从“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材”的水平。为使下一代从幼儿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设备齐全的一流现代化的南街村幼儿园、南街村学校（小学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项的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费用全由村上供给。中小学大门口矗立着底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
为引进高科技人材，南街村还建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和人材公寓。为科技工作者提供良好舒适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让他们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
南街村还办有“希望戏曲学校”。除经常为村民职工演出外，还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并得到好评；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并得奖。这所戏校既活跃、丰富了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也为社会免费培养了戏曲人材。
——吃透上边的，摸清下边的，借鉴别人的，干好自己的的发展思路 1981年南街村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个人承包。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对中央“宜分则分，宜统则统”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分”而忽视“统”，似乎只有分才是改革，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搞个人承包、不把集体的企业量化给个人，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 企 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分则分，宜统则统”的精神，也符合南街群众的需要而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对外开放，又能反腐倡廉真正中国特色的“外圆内方”。日本《读卖新闻》“断定”南街村的模式是“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就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南街村党委为了更好地吃透上边的，干好自己的，在充分发挥村上的老村干部和老人作用的同时，由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等出面，四处寻找对南街村有重要作用的当地离退休干部，把他们请到村上来，于1992年成立了别具特色的“老干部顾问办公室”。这些离退休干部中，有原临颍县副县长、县监察院监察长、县计委主任、县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等15名。请老干部的目的主要是觉得自己的知识面有限，对办企业发展经济中一些问题吃不透，请他们来当参谋，把关定向；由于老干部党性强、正直风气好，请他们当村干部的监督员，时刻提醒他们，防止犯错误。在当时那种几乎听不到、看不到共产主义金光闪闪四个大字的情况下，而南街村却是为发展集体经济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之事如此尊重老干部。他们对此举也很感动，因而，村上上门一请，他们都来了。他们到南街村来并不是为了钱和老有所养，连村上给发的工资都不愿意要，而是充分发挥老有所用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些离退休老干部无论是在公有制大讨论、打假、整党整风，还是在人材培养、村民团结、反腐倡廉诸方面都发挥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南街村的实践证明，离退休老干部确是国家的“宝”，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巨大财富。这与一些地方、单位把离退休老干部当成保守、当成包袱、当成他们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他们所说的“绊脚石”就是阻止他们腐败。
——牢记“三大作风”、两个“务必” 为使思想这根弦不松动，南街村党委除经常坚持群众性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三大”活动外，还根据村上的具体情况和发展需要，及时开展“南街人讲自己的故事”、“公有制大讨论”、“思想作风大整顿”、“共产主义小社区大讨论”、“开展党魂教育”、“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等多种活动。开展活动也是南街村的显著特点之一，用它来提醒三大班子领导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提高村民职工的集体主义思想，为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多做奉献，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严防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根据中科院情报研究室主任胡鞍钢的统计资料：上世纪最后五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 875亿至12 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到16.8％（西安晚报，2001年3 月24日）。如果将这些钱分给九亿农民，每人可得1 097元到1 397元，再加上他现有的收入，那不就到小康了吗？现以南街村年GDP15亿的13.2％－16.8％为例计算为1.98亿－2.52亿；再以南街村每年给村 民和职工的供给制部分分别以3 000元和1 500元计，为960万元＋1 650万元＝2 610万元（0.261亿）。再用1.98亿－2.52亿分别除以0.261亿就等于7.587（年）－9.655（年）。那就是说南街村一年的廉 政可提供3 200村民和11 000职工七年半到九年半的供给制。这就不难看出腐败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之巨大。因而，群众就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腐败和三化”（私有化、两极分化和西化）说明其危害的严重并呼吁惩治腐败和防止“三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尽管每年GDP的增长以保七争八 的百分比速度在快速增长，但两年的增长才能填平被腐败一年挖下的窟窿。这就不难看出贪污和浪费的罪恶之大。尽管现在惩治了那么多的腐败分子，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但人们却认为这与一年损失一万多亿还相差很远。从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来讲，中国其所以穷，近年来并不是经济发展慢，而是腐败太严重了，两极分化已很明显了，严重到建党建国以来之最。解放后的农村和解放前一样，还是那些人，那些地，但为什么要及时搞土改，就在于土地占有者的差距太大之故。从腐败和“三化”来讲，是否已到国歌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在“外圆内方”的南街村，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一年的廉政可提供七年半到九年半的供给制。从而，不难得出，南街村的共同富裕是走集体化道路干出来的，也是廉政出来的结论。尽管南街人富裕了，职工 吃 饭不要钱，村民实行供给制，但却没有人浪费粮食。笔者向南街村索要了一份印刷品资料是用包裹寄来的，感到很奇怪。但到邮局取时一计算，用包裹寄比用印刷品寄便宜9角钱。1998年9月，南街村民兵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到达北京住宿点时，带队的村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中仁提出不住高档宾馆而换到普通招待所住宿；由于南街人喜欢吃面条，晚 餐 招待所做的多而吃不了要倒掉时，贾中仁立便立即跟服务员商量，让不要倒掉，明天热一下再吃。服务员惊讶地说：“这里剩下的大鱼大肉都倒了，更何况这三盆吃剩下的面条。”尽管话是这样说的，但还是在贾中仁的坚持下留下了，第二天一早热了一下就吃了。这一下招待所的服务员便心服口服地说：“没想到南街村的民兵真是好样的。”这就不难看出，南街人尽管富裕了，但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但没有丢，而将其继承下来并在共和国的首都发扬光大受称赞。
——严格的干部制度 南街村党委按照党的“三大作风”、接班人“五个条件”、“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四化”标准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和任用干部。“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 形 成的，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南街村党委深知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必然就脱离群众，不但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会拒绝压制群众的批评。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党的“三大作风”已经篡改成为自己升官发财的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出了问题，上级将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将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最后必然脱离群众，产生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这已为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几百名省部级、几千名厅局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腐败所证实。“三大作风”是南街村党委任用干部的总纲。“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原则是毛主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针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苏共领导赫鲁晓夫和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主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选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南街村党委认为其中的“革命化”的核心就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革命化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无用。在南街村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南街村党政领导按党章和宪法规定分别由党员、村民民主选举产生。要选的每位干部的档案都在村民脑子的“硬盘”上储存着。南街村党委对犯错误的干部，停止他们的工作，当他们作了深刻的反省并写好了检查后，就开始在工厂没有工资参加劳动，如能痛改前非，工作成绩显著者，可恢复其工作，甚至还能提升，但还要给他一段试用期。现在南街村党委成员中，就有犯了错误而改正了错误后提升的同志。有了这样严格的干部制度，你就可想而知南街村的干部队伍了：村党委书记，大家都称他“班长”的王宏斌同志，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被选为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金忠同志，荣获“全国优秀村委会主任”荣誉称号；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忠仁同志，被光荣入选 “'98时代人物”退伍军人；前南街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坤岭同志，大家尊称“老班头”的老人，将自己和两户村民合办的回民食品厂义献给村集体……南街村一心为公的领导班子，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二十多年前，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2001年春，《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采访该村村长严宏昌时得知，村上已穷得他这个村长连一分钱的办公费都没有，出去开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让他自豪的是，他这个村长全靠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孩子、一个当记者的孩子和搞养殖的老婆来支持。尔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发起人中的四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小岗村人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小岗村人参观学习南街村说明，分田到户只能管温饱，不能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要向南街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现在学了南街精神的，都是按照小岗村人说的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南街村在同一个县的北徐庄，在1987年的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使两千亩耕地基本绝收的情况下，迫使要为村民干一番事业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痛下狠心卖掉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拿上三千多元带头集资，向南街学习，发展集体经济，走有工共富的道路，并得到王宏斌人才、技术、资金的大力支援，到2000年产值已达四亿多，过上了和南街人一样的共同富裕的生活。人们称他是南街村“克隆”过来的。还有临颍县的龙堂村、新安县的土古洞村、兰考县、山西壶关县的小蓬善村、山东鱼台县、吉林梨树县等不少地方的村都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上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中国现在其所以还穷，就在于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在农村，大多数最穷的人在农村，弱势群体在农村，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盖不起房的也在农村，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还是农村，且这种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如何以 人 为本，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扎实稳步地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南街村和依靠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了的韩村河（北京房山区）、刘庄（河南新乡）、华西村（浙江江阴）、滕头村（浙江奉化）、太平村（湖南临澧）、南岭村（深圳）、第二个南街村北徐庄（河南临颍）等等已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必须走公有共富的道路——老祖宗马克思指出的道路——我国建国后搞“一化三改”一直坚持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像温家宝总理说的让农村这条“短腿”长长，中国才不会跌跤。在这些公有共富村，由于团结起来“大家拾柴火焰高”，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和威力，村民的一切负担、孩子上学、医疗、住房等等都已由村上统一解决了，真正地做到了中央提出的现代化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有的村容比开发区还好。南街村宽阔的道路纵横交错、工厂林立、村民职工住房井井有条，路旁、工厂和住宅区绿树成荫，花红草绿，芳香四溢；村南边的延安宝塔和北边的朝阳门将其点缀成一座美丽的农村都市。村民的素质、健康状况、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连一些离休的老干部都非常羡慕和向往；即使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教授、研究员的医疗、住房、孩子上学等等也不一定能和南街人相比。哪里还有什么“新三座大山”！根据国家一年对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拨款投资还比公车支出的3000亿少来看，国家的资金是有限的，现在连医疗、教育、住房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像南村这些共富村那样得到妥善解决，就是原来享受公费医疗的事业单位的职工，现 在都成了国家出一些个人出一些的“合作医疗”，何况企业职工，更不用说农民了。原来不收费的学校现在都收费了，且乱收费还屡禁不止。因此，主要靠国家投资建设新农村，经济是不允许的。就以国家给小岗村的投资为例，仅1998年为迎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承包”二十周年，安徽省动员各厅局大干三个月，花了二百七十多万元来改变小岗村面貌（《中国农民调查》），这比南街村创业时支部带领党员干部义务打工为集体筹措的两三万元资金要多多少倍。但仍未能改变这个原来只有十八户人家小岗村的面貌，却穷得连村长办公还得靠老婆、孩子打工和养殖来资助。看来像这样的投资国家是投资不起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靠少数大款富豪发善心来解决更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历史所证实。因而，才出了个千年伟人马克思。那就必须按照马克思指出的道路，也就是像南街村这些共富村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解决。南街村这些共富村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不断地限制、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这不但不要国家投资，还给国家上缴利税。再从整个中国的国情来看，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的比例也是最大的，有九亿人在农村，现在仅一亿多农民进城打工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弄得连国务院总理也得为他们讨工资。如果要解决“新三座大山”主要靠农民进城打工，那大城市得扩大多少倍？这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也是很难想象的。但南街这些共富村却没有也不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像小岗村人说的那样，年青的都出去打工了，那城市不但承受不了，农村的土地也荒了，仍未能解决共同富裕，那李昌平给总理信上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看来要解决九亿农村人口的共同富裕问题，主要靠城市化建设让农民进城就业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南街村这些依靠发展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的共富道路，让农村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是蕴藏着极大的得天独厚的潜力。这也很可能是在中国第二次用“农村包围城市”建设社会主义，缩小、消灭“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的途径。这就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并能像当年重视小岗村那样重视南街村这些共富村，那就能实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1996年4月在河 南考查时对南街村的评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原来那么穷的一个村，现在变得那么富裕。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了不起了。”现在在南街村、华西村等上班的人已超过一万。如果以一个县在三五年内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平均有四五个这样的村，或者发展集体经济之合相当于这样四五个村的就业人数，那就可以解决四五万名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且多数是就近就业，全国两千五百多个县就可解决一亿多。现在每年外出打工的大约也就是这个数字。这不仅促进了农村的城市化建设，而且还减少了城市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再不断地总结继续发展，那农村就是以人为本，走公有共富道路的科学发展了。那我们中国真的就了不起了。
噢，这就是我看到的南街村
——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科学发展的南街村
——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的南街村
——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的南街村
——深有感触的城市化农村都市的南街村
——中国农民向往的南街村
——向她三鞠躬的南街村！
贺普霄，男，1938年出生，陕西渭南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医学微量元素学会常委、奶牛协会理事、《动物医学进展》编委。1998年退休。
终审：leix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