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我被学校党委书记刘宏安排去西安，承担陪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农业部顾问组组长王观澜同志回陕北老区考察的任务。

当时我并不知道王老的情况，后来了解到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由于疲劳过度，王观澜在长征路上留下的肠胃病发作并日趋严重，不得不长期卧病在床。毛主席不止一次翻山越岭亲自看望并送他“既来之、则安之”的题词，鼓励他战胜疾病。王观澜以顽强的革命毅力，经长期同病魔斗争，终于得以康复，成为革命家以顽强毅力战胜病魔的典范，在党内外传为美谈。新中国成立后，王观澜一直担负我国农业方面的领导工作，毛主席称赞其是党内最懂农民运动的同志之一。

1979年10月23日，王观澜（左三）在光华农场考察

我仓促赶到西安，当时陪同王老的是农业部畜牧司司长、我校校友李易方及中国人民大学相关专家。见到王老，我问需要做什么？他说：“我们在北京查资料，发现你多次谈到陕北，而且比较全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我回答说好，非常乐意陪王老。

在西安停留一天后，陕西省农业局局长常君毅、陕北老区建设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吴生秀和我一行15人陪同王老赴陕北考察。王老安排我和他同车，我边走边介绍沿途情况，晚上赶到延安。

在延安农科所（边区时的光华农场）考察时，王老说，到老区来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按照总理生前所托，早日让老区人民吃饱饭。在试验地，他边走边看，让我介绍延安粮食生产情况，听取我对陕北粮食增产的建议。

在延安，地区专员土金璋陪同我们登上宝塔山，纵览延安城区全貌，阔别延安33年的王老感慨地说：“延安已今非昔比，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

在陕北老区考察的13天，王老听取了吴生秀、土金璋和榆林雷国钰书记及陕北老区和延安、榆林30多年发展变化情况汇报，先后赴安塞、志丹、吴堡、清涧、绥德和米脂等地考察并看望老区人民，体察他们的生活，听取他们的心声。

在定边、靖边，看到地势平展而又广袤的荒地，王老就问，这么好的地为什么不种粮食？我回答说，这个地方属于内陆河流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只有300毫米，难以满足农作物生长发育的条件，如果要种，就需要有20亿立方水提水能力的电站及输水等的配套工程。王老说，我回去就向陈云同志汇报。

在榆林，王老深入陕蒙比邻的长城北侧毛乌素沙区，察看由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同志主持的增进陕蒙民族团结和睦纪要落实情况，在多个“伙场”看到耕垦的汉民和放牧的蒙族牧民和睦交往呈现的一片祥和景象，这令王老很欣慰。

回到西安后，王老安排我按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关于发挥陕北老区地域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指示，围绕这次陕北调研成果，起草了一份关于加快老区粮食自给能力和特大型煤田建设开发的建议。

在给陈云同志的建议书中，王老用老区方言“糠菜代少啦，黄米饭多了，‘钱钱饭’成了稀罕了；粗布衣少啦，细布衫多了，逢年过节有新衣裳了；烂土窑少啦，砖石窑多了，全家不再挤一个旧炕了；背背笼少啦，架子车多了，有的都开上拖拉机了”概括了陕北20多年的巨大变化，提出与全省相比，还有不少县区比较贫困，建议中央继续加大老区建设投入力度。并就建设扬黄工程灌溉，扩垦靖、定建设陕西“第二粮仓”和加快陕北特大型煤田开发助力老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改善提出具体建议。

回京前夕，我又陪同王老专门驱车西行到达“后稷”故里的西北农学院。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王老，向刘宏书记等同志表达北京农大奉命移向延安时，得到西农帮助的谢意，并和刘宏同志探讨加强两校合作的意愿。同时看望了在西农工作的北农校友及他的浙江同乡，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79年10月23日,作者与王观澜在延安宾馆

陪王老的老区行，让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王老关心农业、关心百姓、着力推动陕北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水土流失区的自然植被恢复的所言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励我在以后更加关注中国粮食问题。

此后，我长期致力于农业资源与高效耕作制度研究，先后提出《建设陕西第二粮仓——陕北粮仓》《国家“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和惠及区联动补偿机制的构建》《关注复种，倡导复种，支持复种》的报告等10余个。

退休后，我又联合粮食生产战线200余名专家教授共同完成《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及战略储备》，提出“藏粮于地，寓粮于技，储粮于库”的坚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的三位一体方针，并指出保护耕地和发展科学技术是建设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书中“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等已家喻户晓并成为全民行动。

王立祥，1935年出生，1957 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学系留校任教，长期深耕农业资源与高效耕作制度研究，获国家、省部级进步奖10 余项，围绕旱区粮食安全、藏粮于地等向中央建言，多项建议被纳入国家农业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