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2月底，时任国民第二军高级参议的屈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受国民军第一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省督办胡景翼委托，看望北上到达天津的孙中山先生。谈话中，孙中山表示：“现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了促进国民会议早日召开，需要一批有志之士到各省去做工作。”还特别叮嘱屈武再找一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陕西宣传国民会议。屈武提议北京大学同学董建平。于是，孙中山亲笔写了介绍信。“为使国民会议早日召开及代表民意之合法政府早日成立，兹委派屈武等二同志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贵处宣传，请予接洽，并望鼎力协助。”落款是“孙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

带着孙中山先生亲笔介绍信，屈武和董建平先后到西安、三原、耀县和陕北等地，宣传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倡导的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中国南北统一等政治主张。在杨虎城部驻地耀县宣传时，杨虎城将军亲自主持大会，对孙中山先生主张深表赞同。2月1日，陕西省国民会议促进会正式成立，共进社同仁魏野畴被推举为主席。

1925年3月，作为陕西代表，董建平参加在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还参加了国际问题委员会反对不平等条约等专题研讨工作。

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董建平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军事运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董建平1898出生在陕西延长。早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20年春，在天津南开高中和屈武、武止戈等同学一起创办进步刊物《贡献》。1922年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后加入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是自己的唯一任务”，董建平在自传中表示。

1924年秋冬，受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大钊的指示，董建平多次去河南开封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高参刘允丞均为进步人士）联系，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同胡景翼的合作。12月底，董建平、屈武和刘天章冒着严寒，陪同李大钊南下开封视察，与胡景翼会谈，商谈国民二军和共产党进一步合作相关问题。

1925年下半年，董建平由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步兵学校。在此期间，受托派影响加入托派组织“联共反对派”。后被苏共派到西伯利亚斯列斯克州喀什洛夫金矿担任翻译。在矿区期间，除办公室工作外，还教工人识字，编写墙报。1929年秋回国，担任中国早期托派组织“我们的话”和“十月社”委员。由于反对托派各派统一，1931年与托派脱离关系。1933年初，经中共张家口特委负责人武止戈介绍，董建平到张家口主办《抗日战线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发表的抗日部队应一视同仁等社论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后报社被国民党军警查封，董建平被捕入狱，定为死罪，独囚一室的他为了不荒废俄语，每日对墙自问自答，后经友人多方营救出狱。1934年至1937年先后在山西并州学院、西安临时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1938年春，董建平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叶剑英召见后，应武汉航空委员会征调前往昆明蒙自航校任苏联援华空军翻译官。1941年受聘到西北农学院教授俄语，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校园管理委员会委员。

对教学执着的董建平认为，“教学如同绣花一样，越精密越有成绩”，学生课余请教，他耐心解答，对同学送来的练习，经常是当面改正并详细指出错在何处。1944-1946年兼任西京图书馆馆长期间，他经常来往于西安武功之间，与负责中国民盟西北总支筹委会的杨明轩等共产党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将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后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介绍给西农书报社负责人赵世明，通过先发报、后结算的方式，在西农和附设高职师生仅千余人的情况下，这份坚持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的报纸日销量最多时达到300余份。解放战争期间，董建平协助西农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积极参与护校斗争，并以西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身份，反对国民党迁校阴谋。

1949年6月2日，在西安市军管会接管小组安排下，西北农学院召开院务会议，选举产生新的院务委员，董建平当选副主任委员。他积极协助军代表接管西北农学院，并担任出版组主任，印刷大量支前宣传品和理论书籍，支援大西北解放。粉碎胡马反扑、师生转移复校后，8月4日，西安市军管会正式任命董建平等9人担任西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他“解放西北纪念章”。新中国成立后，董建平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斗，1975年去世。1986年，党组织为他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