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重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奠基典礼结束了。不到一年，学校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大楼”巍峨耸立，“大师”如何汇聚？
     
　　当年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地处陕西关中偏僻农村，交通闭塞，又是初建，条件异常艰苦，与建立在城市、条件优越的大学相比，实有天壤之别。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办好大学？师资问题是首要。校长辛树帜先生认为，仅以一己之力，实现西北农学事业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合群力而为之，唯有一批批的农学大师不断传承，才能把西北的农学事业发扬光大。
     
　　在艰苦条件下招揽人才，没有精神力量的凝聚必不行。“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协力复兴中国农业和农村”，这些民族复兴的目标，成为那个时代来校效力的学者们的基本信念。加之辛树帜先生凭借自己在教育界的名望，以他的真诚、热情、坦荡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来到学校合作共事。
     
　　1936年7月，获得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哲学博士学位的石声汉回国。当时他的志愿是“植树造林，遏止戈壁沙漠的蚕食进逼。”他一到南京，便谢绝了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的重金聘请，满怀激情来到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愿以自己多年所学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宿愿。他长期从事生物学和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后又致力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我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高校师生不甘做“亡国奴”，纷纷内迁。在民族危亡之际，一批批有志、有识之士，胸怀满腔热情和科学救国的宏愿，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来到这块后稷教民稼穑的故地艰辛创业，为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而奋斗。
     
　　1938年，西北农学院成立，使得这里再次成为吸引全国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热土。

　　当时的学校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据校史记载，20世纪40年代在杨凌工作过的247名教授、副教授中，90余人是海外归国学者，尤以美、英、法、德、日5国的归国留学生最多，其中20余人具有博士学位，享有很高的社会学术声誉。
     
　　沈学年，1935年留美回国后在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工作10余年，历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和农场主任。作为农艺学系的早期创建者之一，沈学年教授在广泛搜集小麦种质资源的基础上，分别从潘氏世界小麦和当地小麦中系选出“碧玉麦”和“蚂蚱麦”，并在关中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
     
　　1939年4月，水利大师李仪祉开创的农业水利系全系有教授7人，讲师2人，助教7人。教授中包括来自中央大学的余立基、留德博士倪超（后任台湾成功大学土木系主任、校长）、法国波恩大学数学博士程楚润教授、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的祁开智教授。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水利系又增加了孟昭礼、方在培、邢丕绪等。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学校成立了“农田水利研究部”，使学校成为全国最早招收研究生的高校之一。
     
　　另外，担任农艺组主任的涂治教授，是原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园艺组的吴耕民、章君瑜、谌克终3位教授，被认为是当时我国蔬菜、花卉、果树学的三大宗师。
     
　　农经组杨亦周教授原是天津法商学院院长；树木学教授刘慎愕和原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教授当时并称为“南胡北刘”，共执我国植物学牛耳。
     
　　在校任教的教授中，还有：
    
　　“把西方水利科学技术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的著名水利学家、教育家李仪祉；有“化学界的梅兰芳”之称的著名化学家、教育家虞宏正；故世后被当时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的永嘉学派宗主、国学大师林损；后分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和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的化学专家薛愚和土壤专家周昌芸； 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光炯；著名农田水利学家和教育家沙玉清。这一大批教授学贯中西，造诣高深，奠定了学校的学术高度，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
     
　　在建国前云集西农的名师中，有一位德裔教授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林苑“白求恩”的德国林学博士芬次尔。
     
　　1896年10月出生于德国上巴伐利亚努连堡城一个农民家庭的芬次尔，在获得慕尼黑大学林学博士学位后，便立志要把所学的林业科技知识传播到最需要的国家去。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辞去了国内待遇优厚的工作，谢绝了父母的挽留，来到中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农科森林系教授，兼任广东省林务局副局长。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时，芬次尔于1933年4月被聘任为森林组教授兼林场场长。但他在中国的科教活动很快被德国法西斯鹰犬侦知，德国法西斯政府多次命令大使馆官员将他引渡回国。芬次尔临危不惧，果断地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他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在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等人的帮助下，他很快加入了中国国籍，从而免于引渡，保护他免遭迫害。
     
　　芬次尔一生未婚，从1933年4月来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直到1936年8月逝世，在短短三年零四个月时间内，他不辞辛苦，忘我工作，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业绩。
    
　　他在教学工作之余，兼任陕西省政府高级顾问、林务局副局长，常年跋山涉水开展科学调研，先后到陕、甘、宁、青、川五省考察森林资源状况，并首次把森林航测相片判读方法引入林区测量当中，创办了眉县林场、草滩林场、楼观台林场、平民林场、严家滩林场、关山林场等十多个林场，撰写了《中国的森林问题》《西北造林论》《秦岭天然林之育护及沿黄沿渭滩地林之培植》等数十篇科研论文和科学考察报告。他不仅对树种理论进行研究，还结合历次考察采集各地树木标本和木材标本，请德籍、俄籍在华学者鉴定过树木标本，有些至今还保存在学校林学院树木标本室。     
　　
　　芬次尔不仅在教学、科研领域成就卓著，而且他的性格与品德修养也给他的同事们留下深刻印象。在秦岭考察时，他嫌过小河脱鞋袜太费时间，索性就穿着鞋袜蹚水过河。有一次，在咸阳过渭河，大家都在等船，等得时间长了，惜时如金的芬次尔连衣服也不脱就游过了渭河，令在场者无不吃惊。
     
　　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条件艰苦，但这些云集学校的学贯中西的大师倾尽所能，呕心沥血，秉承“诚朴勇毅”校训，心怀社稷，情系苍生，承远古农神后稷之志，行当代教民稼穑之为，以振兴华夏农业文明、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己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克服办学经费拮据给教学、科研和生活带来的种种困难，在古老的后稷教稼之地，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农林科技人才，为我国农业及农业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