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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地下面包更香甜

红薯育种前前后后

  1955年,我19岁,从当时的西农附设《农业高级职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北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当一名实验员。在工作中我逐渐爱上了红薯育种研究工作,这因为:一有牛联星教授引路(教授搞红薯育种研究),二有赵洪璋教授撑腰。我凭着热爱、坚持、创新的一股劲就大干起来。

  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如何能让这个地下面包——红薯更香甜呢?这就成为我日夜思索的问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就下决心为之奋斗终生。
 
  搞甘薯科研一年四季不得闲,冬季储藏,春季育苗,夏季试验管理和杂交制种,秋季收获。在甘薯杂交的繁忙季节,我每天提前赶到试验地,用镊子为开花的甘薯去雄授粉,一上午要做上千朵花,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一干就就是三四个月。为了确保甘薯种质资源的安全,我只好在深秋的晚上睡在田间的架子车上或草棚中看护。多年来,没有节假日的日子对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地里庄稼不等人。遇到农事紧张时,就吃住在农场,没黑没白地干。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无论是带领学生实习、蹲点和到校外办学,走到哪里,就调查到那里,就把甘薯引种到哪里。1974年,我在陕南教学基地工作期间,发现这里虽曾被称为“鱼米之乡”,但农民生活却极度困难,有的连饭都吃不饱,这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雷锋说: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决定通过引种自己培育的甘薯良种“秦薯2号”,解决当地吃饭问题。严冬季节,为了确保引种成功,我一人和闻洪汉教授坐在西安开往汉中漆黑的货车车厢里,用自备的毛毯、棉被保护种薯,确保其不受冻。经过10多个小是的长途旅程,终于到达目的地——南郑县。接着一鼓作气,用自己设计的“双保险”苗床解决了陕南实践的成功。从1974年开始“秦薯2号”在关中、陕南、山西、湖北等地大面积推广并取得丰收,从而极大地缓和了当地群众口粮极度紧张的问题。

  从1973年育成“武功红”开始,先后主持选育推广了“秦薯1号”、“秦薯2号”、“秦薯4号”及“向阳黄”、“高自1号”等经过省级以上单位审定、认定的甘薯新品种及珍贵资源。其中“秦薯2号”被列为我国不对国外交换的作物资源;“高自1号”因其中我国南北方均周年自然开花,自交结实率高达78.2%以上,被作为自交系材料被国内19个省区的38个农业科研单位广泛引种,并和“向阳黄”被列入我国现阶段可以对国外交换的作物种质资源。
为了保障甘薯育种工作的正常进行,在科研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把科技服务的收入和奖金全部投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成了西北地区唯一包括育种、栽培、保鲜、贮藏和加工配套的甘薯科研教学基地,现保存上百种甘薯种质资源。

  在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下,我应聘为安徽、陕西、湖南、湖北等省主要甘薯产区的农业顾问,一年四季,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现场示范,指导甘薯生产。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负担,经常自己花钱住旅店,在街上买饭吃。1999年受聘任宝鸡市政府农业科技顾问薯类专家大院首席专家后,每次去专家大院,我尽量不让地方单位用小车接送,一般都是坐长途车。无论是在自己创办的杨凌薯类研究所还是在育苗大棚,遇到农民来访,坚持热情接待。

  1996年我退休了,想到雷锋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绝不能身退心也退去享清福。我继续坚持在甘薯科研推广和产业化开发第一线,将自己所学更好地服务回报。1998年,我选育“秦薯4号”通过了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该品种以其高产、稳产、优质、商品性好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许多农民依靠这个品种发了家,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他们把“秦薯4号”亲切地称为“市场薯”。“秦薯4号”先后引种到全国20多个省,累计推广200多万亩,增值2.5亿元。我主持选育的甘薯,目前占陕西秦薯系列甘薯良种的四分之三,部分品种已被引入美国、东欧和中非。依靠甘薯富裕起来的农民群众亲切地称我为“红薯王”。担任宝鸡市农业科技顾问3年来,先后指导开展了甘薯栽培技术试验研究和组装配套,已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甘薯示范推广基地和种苗繁育基地,两年实现了宝鸡市甘薯良种化。在此基础上,与宝鸡市农科所合作选育并从国内外新引进特种优质专用甘薯品种30多个,已形成了具有红、白、橙、紫、黄等多种颜色的彩色系列甘薯品种群。

  经过两年的栽培实验,我培育的红薯新品种“秦秀 2000”获得丰收。与秦薯四号相比,“秦秀 2000”最大的特点是抗红薯黑斑病、耐软腐病,耐储藏,成熟期提前,适宜在早春或初夏季节地膜种植,田间管理较为简单。由于它的茎蔓只有60cm左右,不会旺长,所以整个生长期不需要翻在、提蔓。同时该品种对土壤肥力和栽培要求不严,耐水肥,但不耐干旱,没有空窝和薯块开裂现象。成熟后的“秦秀  2000”外观形状好、产量高,薯皮为紫红色,黄白肉,商品性极佳,适宜做蒸烤、鲜薯销售以及淀粉加工。

  在党政组织培养和群众支持下,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包括世俗的压力与非难。从担任实验员到进行红薯育种研究工作,我饱尝了工作中的艰辛,终于先后在西北创建了现西北地区唯一的包括育种、栽培、保鲜、贮藏和加工配套的甘薯科研教学基地:通过选育、收集,现保存多种类型包括上百种甘薯种质资源;“八五”期间,我承担主持陕西省甘薯协作攻关,使陕西甘薯科研获得新进展;主持选育推广了秦薯1号、秦薯2号、秦薯4号及武功红、向阳黄、高自一号等经省级以上单位审定、认定的甘薯新品种及珍贵资源。陕西省自选甘薯新品种大面积推广利用改变了陕西省甘薯品种长期依靠外引的局面。我参与编著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作物育种学》(农业出版社1981人《作物育种实验指导书入《作物育种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旱地主要农作物栽培学》、《陕西种子工作史料》、《陕西省薯类作物生产》等,先后在省内、外农业科技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甘薯实生菌群体生产利用问题的探讨,主要甘薯新品种的变异和继续优选留种问题研究、蒙导法诱导甘薯开花中几个关键问题;甘薯多级、快速、高效育苗,甘薯良种高产栽培及推广等方面的论文十多篇;曾受聘担任了省内外主要甘薯产区的农业顾问,深入试验基地和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农业科技知识,指导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2年秦薯4号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陕西省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陕西省高校积极分子、陕西省甘薯区域试验先进试点和先进个人一等奖、澄城县科学大会一等奖和科技服务奖、杨陵区科技基地建设先进个人奖及后稷金像奖等。1993年我获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春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首次农业科技推广专家表彰,并被评为杨陵电视台、《农业科技报》的专家顾问。这些真使我愧不敢当。歌德说得好:“没有前人的劳动。经验和无数劳动人民的支持帮助,我也会一事无成”。 巴甫洛夫指出“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我也一定“生命不息”,试验研究不止,为振兴中华尽自己一份力量。

 

终审:lei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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