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残酷环境，斗争的舞台
我是冀中人。冀中在抗日战争中，曾是我党、我军开辟较早的一块模范抗日根据地。由于它地处平、津、保、石之间，直接威协着侵华日军的大本营——北平、天津，也时刻威协着日寇所控制的平汉、津浦、北宁、石德四大交通命脉。1938年10月敌人占领武汉之后就曾集中兵力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大围剿，1939年五次战役围攻，三次分区扫荡。1940年又曾两次增兵，增设据点，挖沟，修路，建岗楼，分割封锁，实行三光政策，其目的就是企图围歼我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我冀中这块抗日根据地。1941年，侵华日军又曾将“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列为他们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的华北头目冈村宁次也曾狂言：“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敌人虽然如此嚣张，但是直至1942年上半年冀中这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仍然坚强地屹立在敌人的大后方，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是越战越扩大，越战越坚强，成为侵华日军的心腹大患。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华北平原、冀中抗日根据地自然又成为日寇重点“确保”、“整肃”和“摧毁”的重要目标。
就在我入党、参军的第二年，1942年，冀中抗日军民遭受了一次历史性灾难，这就是1942年5月1日开始的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一大扫荡”。在这次“大扫荡”中敌人使用的兵力：日军5万之众，伪军不计其数。疯狂而残忍的手段是：从东西南北沿铁路、公路、河流预先布置四壁铁环阵，随后而来的是，陆空配合，联合行动，四面八方，连续合击，拉网扫荡，对角清剿。目的仍然是围追堵截，最后消灭我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消除他们心目中的隐患。
敌人的行动来势凶猛，为避敌锋芒，军区的党政军机关先后奉命南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途中为行动便捷，减小目标，部队穿越沧石路，走到深南网头一带时作了紧急精简，留下2000余人，换成便衣，就地分散，同当地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其中留下的仅电台就有三部，我和我们冀中区党委电台就在其中。
敌人的扫荡一浪接一浪，一直持续了几个月，随之而来的是敌人的“分布驻防”，“反复清剿”，到处抓人挖沟，修路，建据点，修碉堡，进而强迫各村建立“维持会”，构建伪政权，到7月底，敌人在冀中三里一碉、五里一点，护路沟，县界沟、沟路连接的封锁体系己基本形成。180000平方公里的冀中大平原，已被敌人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8000多个村庄已有1750多个村庄安上了日本鬼子的岗楼和据点。“碉点林立，沟线如网”，“抬头见岗楼，迈步过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惨景，就是当时冀中5.1扫荡后的真实写照。
日寇军事“扫荡”过后，又推行他的“五次治强”，加强他的特务组织，广布密探，侦察我机关部队已转入地下活动的情况，捉捕我地方干部和抗日群众。当时的特务走乡窜户，甚至还曾进入到百姓家厕所中去观察粪便，想从中发现我机关干部工作人员隐蔽活动的踪迹。
环境的恶劣，斗争的残酷，史无前例，这就是当时冀中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的历史舞台，也是我人生长卷中最富有价值的第一篇。
二、鱼水相依，坚持斗争
我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工作者，“五一扫荡”后我的战斗岗位一直在冀中六分区。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无线电通信是党政军各级领导之间唯一能够日夜畅通无阻保持密切联系的手段。当时的机关、部队平时多是分散隐蔽活动，电台更是保密第一，安全第一，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在“五一扫荡”后的几年中，我们大多是离队单独隐蔽在老乡家里。1942——1944年间我们先后住过的“堡垒户”就有22家，他们之中有干部，有普通农民，有党员，有群众，还有过两家都是当地颇具声望的开明仕绅，他们都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我们。1942年6月，隐蔽在深束县柳家庄一个老大娘家里，一天上午敌人进村在街里抓人、打人。当时老大娘就与我明确约定，“你是我儿子，我是你娘（当时我15岁），我们到院子里去垒墙头，敌人进院，你就叫娘，由我一人应付”。1943年冬天，我们司令部电台隐蔽在深南县南黄龙村，房东只有小两口，一天刚吃过早饭，房东小伙气喘嘘嘘地跑回来“快，快，快进洞，鬼子来了，是护家池的敌人”，我们和房东进了洞，洞口就设在外间屋锅台底下，小媳妇盖好洞口，在锅里添上水，随时准备敌人进院，就开始点火，拉风箱“做饭”，幸好这两次敌人都没有进院，平安地度过了两次惊险。
在那困难的日子里，群众保护了我们，但也正是由于他们见到八路军就在他们身边，才更加坚定了他们与鬼子坚持做斗争的信心。
三、卢家口保卫战
在当时的那种环境条件下，电台都是离队隐蔽工作，但前方需要时也曾多次到前方跟随司令部活动。当时的所谓前方最多也就是有一两个领导带领一个警卫连，同样也只能在夜间活动，一天换一个地方，与敌周旋。那时的夜行军，为了不惊动鸡鸣狗叫，队伍从不穿越村庄，为了不留痕迹，不显行动方向，有时还要有一人在队伍的最后拉上一把扫把断断续续的抹去队伍的足迹，保密措施可算是作了最大的努力。
1943年2月，六地委决定召开敌工会议，地点选定在深县、武强、武邑、衡水四县交界，地属五邑县的卢家口村。队伍由参谋长叶楚屏，政治部主任刘子英带领，电台随队行动，由深南一带出发，一夜行军走了七十多里路，拂晓到达目的地。队伍刚住下，电台刚架起天线，村西就响起了枪声。这是我们设在村边的岗哨阻击敌人，同时又是向司令部报警的枪声。天还没有亮，部队紧急集合，准备再作转移，但几经突围发现，四边都已经有了敌人，我们被敌人包围了。
天将破晓，是突围，还是固守？敌人岗楼、据点密布，又值隆冬季节，平原大地一片光秃，贸然突围后果不堪设想，不突围，坚守一天亦非易事。我们有一个钢铁的警卫连，他们人数不过七、八十人，但都是经过“五一扫荡”考验的老战士，作风顽强，意志坚定，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固守村庄，也不陌生。叶参谋长决定：回村固守，坚持到天黑再突围。
卢家口村不大，总共不过30几户人家，一条东西街把一个小村分成了两部分。部队返回到街北胡同一处全村房子最高的三合院。电台遵照参谋长的指示立即架线联络冀南五分区，参谋长神态自若给部队莫大的鼓舞。
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电台架起来了，为不暴露目标，天线不能架在房顶，双极双馈天线一端拴在北屋的门头上，一端由摇机员冯来水站在靠在南墙上的梯子上，用粪叉挑着，电台开始了工作。
与冀南五分区的联络平时随叫随到或定时会晤都很顺利，偏偏今天反常，收报机度盘上的讯号唧唧嚓嚓，还是那么多，惟独听不到冀南五分区。我们呼叫后，太行一分区回答我们，我们顾不得回答他，七分区在呼叫我们，我们也无心理会，时间就是胜利，我们只要冀南五分区。
战斗己经打了几个小时，敌人对我们攻击不成，又改为投递“劝降书”，我们的回答只有射向敌人仇恨的子弹和怒火燃烧的手榴弹。战斗时急时缓，枪声不断，周围据点的敌人也稀稀疏疏地从四面八方纠集而来。
盼天黑，盼援兵，这是干部战士共同的心声，首长和同志们对电台发出的求援电都寄予莫大的期望，中午时分我们的队长，报务老手李文昌上机了，他快速地转动着收报机的度盘，全面搜索，终于找到了冀南五分区电台的讯号，他们正在与他们的军区通报。把发报机调到冀南军区的频率上，强行截击，紧急呼叫……“冀南五分区听到我们了”，“他叫我们发报”，值班的同志高兴，周围的同志们高兴，几十个字的万万火急电报很快发完。几十分钟对方回电：“我距你部5 0里，已派两个连，轻装跑步增援”。电台的同志们松了一口气，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欢欣鼓舞，信心百倍地坚守着阵地。
战斗的枪声越来越近，直至下午三、四点钟，鬼子在房顶上的吼叫声和阵阵地冲杀声己经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战士坚守在我们这座全村最高的房顶上，为了节省每一颗子弹，敌人露头就给他一枪，敌人发起冲锋，我们的机枪就毫不吝惜地把敌人压下去。战斗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太阳下山。
夜幕降临，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开始突围，恰好在这时，村南也响起了枪声，援兵到了，敌人仓皇撤退，我们的队伍，在星光下，又开始了每天一次的夜间转移。
四、敌人驻剿西何庄
卢家口保卫战之后，我们电台又曾多次离队转入“地下”隐蔽活动。1943年9月的一个晚上（正是农历八月十五）， 我们在一个排的护送下，走了一夜的路程，转移到一个新的隐居地——赵县北部的西何庄，房东大伯叫梁老连。我们住进他家一个偏僻闲院的土房子里，刚刚躺下休息，房东大娘推门进来“快起来！快起来！房上有兵，不知是哪边（是敌人？还是咱八路军？）的，你们快起来看看。”我们醒来跨出门槛一看，“敌人！”一个鬼子兵正在西邻的房顶上踱步了望，脑袋后面鬼子兵特有的那几块白布条还在晃动。我们迅即收拾机器进入事先已经挖好的地洞。
七、八个小时过去了，不见大娘来，这说明敌人还没有走。但我们不能坐等敌人来挖我们的洞，我们要出洞，设法到村外去。我们几人走出地洞，盖好洞口，又连续翻了几道墙到了野外。当走出约半里路时，忽然发现有两股队伍呈八字形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离我们不到半里地，双方相互都能看得清。我们不能跑，也不能再退回去，只能装作当地庄稼人的样子，镇定自若地继续向前走，视情况再说。幸好，那两股队伍一股朝西南，一股朝东南越走离我们越远，我们乘隙继续向前。不到10分钟，猛然间，西何庄响起了枪声，机枪、步枪、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此时天已到中午。战斗结束后我们才知道那个八字形的队伍不是敌人，是我们44区队的一个连，他们是冒着白天的危险特地为我们电台来解围的。
此地离石门（石家庄）不远，西何庄北边不远就是县界沟，沟边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的岗楼，我们的队伍在这一地区也从来不在白天活动，为什么这一次为我们破例冒险？战斗结束后，44区队政委康万聚同志见到我们时说：“我们知道，你们电台已经转移到了这个村，分区首长已有交待，要我们随时保证你们的安全。敌人驻着不走，就是拼命也要把敌人赶走。”康万聚同志62年前的那番亲切、有力、充满激情的话，至今仍清晰地记在我的心中。
五、在新闻台的岗位上
在“五一扫荡”后的冀中六分区还有一部新闻台。新闻台初始属于六地委情报站，站长李铨，后来归属到分区团结报社，社长陈述（原名刘子舟），总编李铨。电台的任务是专事抄收延安CSRXNCR明码电报广播。所收稿件，初期专事提供分区党政军领导阅览，后期则专供报社使用。电台的报务人员统由分区电台根据需要轮流派遣，在情报社的工作阶段，报务人员只有我一人，同时配有译电员姬中福和律文苑两同志。在团结报社阶段，报务人员多则三、四人，少时只有我一人，遇到“七．一”、“七．七”两大节日，工作任务很重，新华社一次广播就是七八个小时，连做饭、吃饭和大小便的时间都没有，幸亏新华社发报有个2小时休息10-15分钟的空当。新闻台的活动方式同样是钻洞，单线联系的隐蔽活动。
新闻台历年所抄收的新闻除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反扫荡，反清剿，反内战，大生产的重大消息外，更多的是国际新闻：太平洋战场，北非战场，特别是苏德战场，消息很多，诸如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歼灭德军 30万，俘敌总指挥、德军元帅鲍利斯。1944年，苏军大举反攻追击德寇，今日解放基辅，明日解放傲德萨，后天攻占明斯科，十分鼓舞人心。
但是在1943-l944年上半年的冀中六分区仍然处于非常残酷的阶段，时时都有遇到敌人袭击和破坏的危险。
1943年的5月，报社新闻台隐蔽在深南县东阳台村。一天晚上，报社来人传达社长通知，要电台带上机器到村长家集合，去分区随队活动。新闻台的同志们听到这一通知感到突然，当时环境残酷，连司令部的电台也还在分散隐蔽活动，为何却要新闻台（只收不发）去随队活动？既然有分区的调令又是社长的通知，几个人还是背上机器到村长家去了，在村长家里除社长和村长之外，还有个陌生人手捧调令，自称是分区侦察员，是他们队长派他送调令带电台人员回分区。调令几经传看，当传到报务主任赵文海手中时，细心观察发现疑点，司令员的名字是王先臣，而信中落款却是王宪臣，印章也是如此，真是无巧不成书，赵文海会刻章，司令员的名章是他亲手刻制，当然能识辩真伪，立即引起周围同志的警觉。赵文海问：“你们队长是谁？叫什么名字？”此人吞吞吐吐说不出口。赵文海断然示意，同志们围上来，身材高大的赵煜迅猛上前拔掉这家伙腰间的手枪，大家一齐动手把他捆绑起来。
特务见事已败露，不得不招认，他是从深县城里来的，同时来的还有一个日本小队，已埋伏在村南一处坟地里，专等电台上钩“一网打尽”。
情况紧急，不容迟疑。赵文海喝令特务：“走！向北走，你在前边走，如遇到情况首先打死你”，我们的人用枪逼着特务，特务乖乖地走在前边。疾速向北到达离深县城5里地的东安庄区小队政委高峰的家把特务交给了区小队，这才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一幕。
事后经审问了解，特务的名字叫张和，此次阴谋是一个投敌叛变分子，原报社一个名叫李亚彬的誉写员与敌特务机关共同策划的。特务张和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李亚彬在一次随日寇出城为非做歹时被我游击队击毙于深磨路的途中。
六、坚定的信念，乐观的人生
在那空前残酷的斗争面前，冀中人民没有退缩，冀中儿女没有悲观，我们有的是中华儿女威武壮烈的自豪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坚持斗争一直到大反攻、日本投降？是党、是人民！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老一辈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们！
就在这长达三年之久的艰难的岁月中，我们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我们党的生活从未间断，照常是每半个月开一次党的小组会，会前党员不分职务高低都要自动向党小组长汇报一次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情况。我还清楚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曾连续阅读过《新民主主义论》、《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驳左倾机会主义和对民主主义的几种错误认识》，并一篇不漏地作了读书笔记。党的路线、方针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除上述理论著作外，还读过一篇报导《王守道在狱中》， 讲的是他被俘之后，在监狱中组织党员、发展党员、坚持斗争，暴动成功的英雄事迹，使我深受鼓舞。在那个时代随时都有牺牲和被俘的危险，但那时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反帝反侵略的战争，是中华民族百年史上反帝斗争的继续。革命的种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千难万险的长征能胜利，当前任何困难也能克服。残酷的环境，英雄的舞台，把青春溶入到如此壮丽的时代。在我的心灵中充满的不是恐惧，不是悲观而是自豪。这就是当时支撑我坚持斗争，度过难关，直达最后胜利的力量源泉。
终审：leixue
